其次，效法《春秋》而兴起的编年体例成为宋代史书撰写的基本通例，这大大地影响 了宋代佛教史的撰写。宗鉴的《释门正统》、祖琇的《隆兴编年通论》、本觉的《释氏通鉴》、觉岸的《释氏稽古略》和志磐的《佛祖统纪》，无一不受编年体体例 的影响[11]。尤其是通史性著作“宗史”的兴起，更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批判性地认 识与取舍的结果。所谓宗史，即“以本宗传承为中心，以编年体的形式叙述的，其中包 括朝代、甲子、年号、佛教事实等；此外还有关于佛教的著名学者、祖师、学说等的记 载”[12]（P6），是一种不以人为主而只记述一般事实的著作。宗史的出现，反映了宋代 佛教宗派林立、各宗重视自身历史的事实。开始写宗史的是禅宗，早在唐代就有了著作 ，如神会的《南宗定是非论》就辩论到禅宗的世系问题。以后发展到知矩的《宝林传》 ，包括了印、中两方的世系。单讲中国世系的，有敦煌发现的《楞伽师资记》和《历代 法宝记》。此外，讲派别的有宗密的《禅们师资承袭图》等。到了宋代，宗史更发展到 规模巨大、模仿一般通史体裁的著作，如契嵩的《传法正宗记》，把禅宗的传承一直推 到印度祖师释迦牟尼，而且是按照禅宗自己的传承来写的；释元颖的《天台宗元录》， 是按天台宗的世系来叙述中国佛教的。一直到南宋释志磐的《佛祖统纪》，这方面的著 述络绎不绝。“宗史”的出现，是中国佛教史的一大特色。它的产生，反映了宋代佛教 史学的变迁，标志着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与反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再次，史学领域的变革体现在佛教史学既然是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认识与取舍的产物 ，它自然而然就成为连接儒、道两家的纽带，大大丰富了佛教史学的内涵。两宋时期， 是宋学发展及其向理学演变的时期，儒释道三家在冲突和斗争的同时，广泛吸收各家学 说，出现了“援佛入儒”、“援儒入佛”的趋势[13]。学术思想领域内的变化如此，史 学领域内的变化亦是如此。这种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态度，大大地促进了史学的进一 步发展，从而使宋代的学术呈现出繁荣的局面[14]（P47）。在这种空前活跃的学术大背 景下，宋代僧人既研读佛教经典，也研读儒学经典，力求将二者贯通。儒释相通之说， 不仅促进了僧人思想的解放，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水平。这些都大大促 进了佛教史学内容和体裁的转型，导致了佛教史学繁盛局面的出现。方豪认为，“唐时 佛教号称极盛，而史学著作尚不逮宋”[15]；邓广铭也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 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16]。这个成就，自然也包括佛教史学。
    最后，史学领域内的变革还体现在新史学方法对佛教史编撰的影响上。宋代佛教史， 不仅承袭了前代编年体和纪传体，并进而将新型的会要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运用到 史学研究中。同时，还对注重“博征与考信”[17]的金石学也给予了关注。漆侠指出， 宋代史学之所以能够远绍史迁、傲视明清诸代者，就在于宋人辨析文献材料的能力非常 突出，尤其是金石学的发展，大大拓宽了宋人的眼界和思路[14]。宋代佛教史学的发展 ，不仅表现在史书种类的增多，而且也表现在史书质量、新史学方法的应用及其所创立 的体裁方面。
    总之，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必然影响到史学的发展、面貌、特点。唐宋时期，史学领 域内的变革及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与反思，为宋代新型佛教通史的撰写，提供了 良好的学术氛围。
    二、《佛祖统纪》的编撰目的与主要内容
    对于历史研究的目的，梁启超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 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 动之资鉴。”[18]（P148）因此，综观《佛祖统纪》的编撰，笔者认为，其主要目的有三 ：一是与宋代佛教内部盛行的圆融调和论有关。晚唐北宋时期，天台宗和禅宗为争夺正 统，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同时，天台宗内部也有“山家”与“山外”两个学派的对立。 但自北宋中期以后，随着以“判教”为特色的中土佛教圆融精神的发展，佛教内部出现 了各宗调和的倾向。《佛祖统纪》的出现，就是当时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调和融合在史学上的反映[19]（P223）。二是与宋代僧人对儒家史学的认识和批判有关。儒家新史学 对佛教事实的歪曲和不实记载，对佛教的生存和发展提出了强烈的挑战。释志磐撰写该 书，一方面是为了澄清一般世俗对佛教的失实误解，倡导佛儒调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 构建佛教史学的“正统”，以“正统史学”的形式展现佛教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性与合理 性。在《法运通塞志》中，他提出了撰写该书的原委，“儒宗道流之信不具者，时有排 毁，然终莫能为之泯没，以此道本常也。夫世称三教，谓皆足以教世，而皆有通塞，亦 时使之然耳，列三教之迹，究一理之归，系以编年，用观通塞之相”[20]（P1363）。三 是与宋代僧人对佛教历史自身的认识和反省有关。在释志磐以前，有关天台宗的史书已 经出现，如释元颖的《天台宗元录》、吴克己的《释门正统》、景迁的《宗源录》等； 到南宋晚期，天台一宗的史传已初具规模。但是，释志磐痛感以上诸书弊陋甚多，“志 磐手抱遗编，久从师学，每念佛祖传授之迹，不有纪述，后将何闻？”[20]对于宗鉴的 《释门正统》，他认为“虽粗立体法，而义乖文秽”；对于景迁的《宗源录》，他认为 “但列文传，而辞陋事疏，至于遗逸而不收者，则举皆此失于是”[20]。为了弥补这些 缺点，遂发愿撰写一部以天台为正统、兼及其他诸宗的佛教通史。于是，他以《宗源录 》和《释门正统》二书为基础，仿照史书纪传体和编年体体例，“参对文义，且删且补 ，而复大藏经典、教门疏记、儒宗史记、诸家传录之辞及琇师《隆兴统纪》、修师《 释氏通纪》，用助援引”[20]，历时十二年增编而成。
    《佛祖统纪》作为纪传体佛教通史，其体例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表、志五部分， 共54卷。所包括的时代之长和记载内容之广，在宋以前的佛教史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它 上起周昭王二十六年，下迄南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时间跨度约两千二百多年；所 记载的地理范围，远远地延伸到了今日中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五天竺、中亚，北至大漠 ，东至高丽、日本，南至中南半岛，从这个意义上说，《佛祖统纪》是我国古代较完整 的具有世界史性质的佛教通史。它在广阔的时空间架上，使以天台宗为主的佛教历史， 如政治、经济、交通、民族、军事，和构成佛教社会的各阶层，如佛教人物，与佛教有 关的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学者，以及各种佛教故事和传说，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 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