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物学晚清学界对西方生物学新理论的介绍以进化论的影响最大。但是，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翻译的《天演论》仅是赫胥黎阐述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著作，并非达氏原著。1901年至1902年，留日学生马君武将达尔文《物种起源》中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选择”译毕，分别冠以《达尔文物竞篇》、《达尔文天择篇》的名称出版发行。虽然这只是达尔文原著的节译本，但这两章乃是达氏原著的核心部分，集中反映了达尔文进化论的精华部分，其意义不可低估。此期出版的其他生物学译著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如窦乐安的《克洛特天演学》、安东伊三次郎的《生物界之现象：动物篇》、横山又次郎的《生物之过去未来》等书都以阐发进化论为中心内容。《克洛特天演学》在从正面阐述了达尔文学说之后，还批驳了非难该学说的观点。安东伊三次郎的《生物界之现象：动物篇》不仅提出了对进化论的新理解，称进化论为“变迁论”，而且还介绍了西方生物学界兴起未久的遗传学，对孟德尔的学说备加推崇：“关于遗传之研究尚属幼稚，异说纷纷，右仅述其一派之说。若以维志莽氏（孟德尔）所言，遗传依染色体而行之者。其一生阅历中所受之变化，无遗传于子之事。而其生变化者，乃依染色体之量而然。”[7]（P180,179）日本理学博士箕作佳吉的《动物学教科书》论述了“自然之平均”理论，即生态平衡理论。作者举例说明“动物与植物有因各自之生理作用而助相互生计关系”，认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自然之平均”状态经常遭到破坏，人为的破坏造成的危害尤其严重。作者指出：“人为而破自然界之平均时，亦带来意外之结果。例如滥伐森林，其结果尤为可恐，不仅栖息于森林之鸟兽昆虫失其住所，而至消灭，又因之常降多量之雨水，不复止于山中，一时自河川流下，屡起泛滥，为人畜之大害。”[8]（P5）书中论述的学理在今天看来尽管是浅显的，但却提出了当时人们所注意不够、而对以后社会发展影响甚大的环境保护问题。
    3.地质矿物学关于地质矿物学值得一提的是对结晶学的介绍。本来在洋务运动时期翻译出版的英国地质学家代拿的《金石识别》一书中就包括了“结晶图学”的内容，但由于受到洋务派在翻译指导思想上过分强调实用性的影响，译者只翻译了其中有关地矿学一般知识的部分，而删去了内容较深的“结晶图学”。这一疏忽迟滞了结晶学传入中国的时间。1910年在德留学的马君武翻译了德国矿物学家胡沙克的《矿物学》，介绍了国人所不熟悉的这一学科。该书涉及到结晶学的形成发展、基本原理、人造矿物研究、矿物分示法、结晶光学性质研究等问题，列举的西文参考书27种，多数内容为该学科在当时的前沿知识。
    第二，关于应用技术的介绍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应用技术方面同样取得飞快的发展，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日用工业、医疗等方面新发明不断涌现，无线电通讯、航空等新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更是令人目眩。这些技术进步理所当然地受到国人的关注，被大量输入国内。
    1.农业罗振玉等人在上海成立的农务会以及创办的《农学报》着重介绍国外农业技术知识。梁启超在《农会报序》中称该报“远法《农桑辑要》之规，近依《格致汇编》之例，区其门目，约有数端：曰农理，曰动植物学，曰树艺（麦、果、桑、茶等品皆归此类），曰畜牧（牛、羊、彘、驼、蚕、蜂等物皆归此类），曰林材，曰渔务，曰制造（如酒、糖、酪之类），曰化料，曰农器，曰博议（海内通人有贻书撰文论农务者皆附印报中谓之博议），月泐一编，布诸四海”[9]（P130-131）。该报在10年间（1897-1906）刊登了大量介绍国外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信息。农务会还组织编译出版《农学丛书》百余种，介绍和推广欧美、日本的农业新技术。继《农学报》之后，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农学类报刊，如《北直农话报》、《湖北农会报》、《江西农报》等，都在介绍国外农业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医学20世纪初，欧美、日本等国的医学事业发展迅速，国人对各国医学的介绍备加关注。在本文前面提到的此期国人创办的48种专门性科技报刊中，医学类报刊多达17种，其数量在各类科技报刊中首屈一指。它们介绍的国外医学新知识是难以统计的。在介绍国外医学知识方面，丁福保的贡献较为突出。他不仅主编《中西医学报》大量刊登介绍国外医学知识的稿件，而且从1908年起主持编辑出版“丁氏医学丛书”。这套医学丛书主要译自日文医籍，出版数量多达数十种。主要有：《新撰病理学讲义》、《临床病理学》、《病源细菌学》、《竹氏产婴学》、《新万国药方》、《新纂儿科学》等，涉及到医学、医药学各个领域。对于处于落后状态中的中国医学界来说，“丁氏医学丛书”的出版无异于及时雨。此外，《东方杂志》、《经世文潮》、《广益丛报》等刊物也刊登了不少国外的医学信息。
    3.航空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航空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关于世界航空信息和动态的介绍因而屡见报端。如《最新飞行器》（《农工商报》第16期，1907年11月）、《气球与飞机沿革略》（《国风报》第1年第1期，1910年2月）、《飞行船之新计划》（《地学杂志》第1年第3号，1910年4月）、《欧美飞行事业》（《地学杂志》第2年第14号，1911年5月）等文章，就介绍和报道了国外航空的最新动态。《欧美飞行事业》一文不仅介绍了欧美国家的航空业，而且还提到“日本之秘密飞行船”，披露了日本当局加紧扩军备战，发展空军的内情，指出：“日本现已购到各种式样之飞行船十四只，输入本国。是等飞行船概以个人之名义购入，其实皆为日本镇守府所托购。”文章还披露了日本正在建造“船身之长凡百五十米，备二重甲板”、可以停放“飞行船”的大型军舰。《地学杂志》第10号详细报道了旅美华侨冯如自制飞机，成功试飞的消息，称“冯如所造之飞船，乃嘉省自有飞船以来之最大者”。这些关于国际航空技术新动态的报道大开国人的眼界。
    4.无线电通讯技术无线电通讯是20世纪初西方通讯手段中的最新技术。这一新技术在国内得到及时的介绍。介绍的译著、译文有：《无线电报》（〔英〕克尔撰，〔美〕卫理、范熙庸译，江南制造局1900年版）、《无线电话》（《万国公报》188册，1904年9月）、《无线电话之发明》（《直隶教育杂志》第2年17期，1906年11月）、《欧美电信电话事业》（〔日〕中山龙次著，李景铭译，1910年出版）等多种。其中卫理、范熙庸合译的《无线电报》一书讲得比较系统，如其序所言：“此书虽仅数十页，而详述考得无线电报之法，甚为明晰，图亦精细，所言试验之法，毫无差误。”
    除以上内容外，关于采矿、机械、汽车、火车、造船等方面新技术的介绍，在当时同样不绝于书。因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辛亥革命时期传播近代科学出现新形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传播主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致来讲，从鸦片战争后到洋务运动的几十年间，西学传播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外国传教士的手中。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1896年以前出版的西学译著，中国人翻译者38部，中外学者合译者123部，外国人翻译者139部。中国人独译者仅占3项总数的12.67%，如果把中国人独译和参与翻译的两项译书数量加在一起也只占53.67%。可见，多数译著都成于外国人之手，而参与译书的中国学者多数不通西文，主要从事译文的润色工作，在翻译过程中只起辅助性的作用。这种情况到辛亥革命时期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