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科考还没有译科，其汉语考试要临文《四书》，且需背讲当时流行的汉语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这对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无疑具有推动、激励作用。
    《老乞大》和《朴通事》，其作者及成书的确切时间均不详。然从二书的内容及语言文字方面考察，大抵成书于高丽朝末期，即元末或明初。二书都是依情境为主编写的会话课本，形式上采用对话体，使用的是当时纯正的北京口语，所依托和表现的是彼时普通朝鲜人的实际生活，因此本质上已同现在我们为外国人学汉语而编写的汉语会话课本没有太大的不同。
    《老乞大》、《朴通事》的出现与流行，意义非常重大。此前，朝鲜人虽也学习汉语，却始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教材，而主要以儒家经典和中国诗文为学习材料。严格地说，这不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从而注定了其学习效果欠佳，具体表现则是汉语交际能力的低下，前文所讲的金涛就是力证。二书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使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更贴近了语言学习规律，从而可望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因此也可以说，二书的出现标志着朝鲜人对汉语学习规律、学习途径、学习方法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通过《老乞大》，我们了解到当时朝鲜已有专门的中国人学堂，以《论语》、《孟子》、《小学》为基本教材，学习方法是写仿书、对句、吟诗、讲书、背书等。通过上述训练，使学生获得汉字书写能力和简单的汉语交际能力。请看该书引文：
    你是朝鲜人，怎么能说我们的官话？我在中国人根（跟）前学书来，所以些须知道官话。你跟着谁学书来？我在中国人学堂里学书来。你学的是什么书？我曾念的是《论语》、《孟子》、《小学》。你每日做甚麽工（功）课？每日清早晨起来，师傅根（跟）前受了书，放学，到家里吃饭，再到学里写仿，写仿后头对句，对句后头念诗，念诗后头师傅根（跟）前讲书。讲甚麽书？讲的是《小学》、《论语》、《孟子》。讲书后头又做甚麽工（功）课？到晚晌，师傅面前抽签背书，背得熟的，师傅给免帖一张，若背不过的，教当直（值）的学生背起来，打三下了。[5]（P5-8）
    通过《老乞大》，我们还了解到，当时不少朝鲜人，极愿让自己的孩子学些汉语。因而中国人学堂里的学生有50%左右是朝鲜儿童。从中可以看出朝鲜人学习汉语的积极性。
    《老乞大》、《朴通事》原无板本，靠手工传写诵习。为广为流布和便于学习，世宗十六年（1434）六月，铸字所奉命将其印刷完毕。其后，成宗十四年（1483）九月，明使团成员房贵和、葛贵应朝鲜之请，完成了对二书的校订、改正工作。中宗时，崔世珍又对二书进行了谚解（朝文翻译），且对书中所有汉字用朝文字母注了音，出版了《翻译老乞大》和《朴通事谚解》。世珍还编出了《老朴辑览》和《单字解》，附于二书之后。前者乃汇集二书之"要语"注解而成，后者则是选择书中的某些单字予以解说。于是，学汉语者"滞者通，疑者解，不啻若醒之呼寐，炷之遇幽"[6]（P2），获得了极大便利。
    《老乞大》、《朴通事》而外，成宗初年，朝鲜文臣李边、申叔舟编有汉语教材《训世评话》，尹子云编有《蒙汉韵要》。然二书影响均不及《老乞大》与《朴通事》。
    明代朝鲜人的汉语学习，成绩显著，影响深远。不仅培养了众多汉语人才，满足了同明朝频繁交往的需要；广泛汲取了中国文化，推动了朝鲜社会进步；引进了大量中国典籍（含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促进了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其时，朝鲜的文人学者自不待言，少数武将和某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亦学汉语，通汉文，会吟诗作赋；而且，对于朝鲜民族文字--训民正音的创制，具有积极意义。杨昭泉先生指出："世宗时，学者郑麟趾、申叔舟、成三问、崔恒、朴彭年等人，深入研究朝鲜语语音，并总结朝鲜人民在长期使用汉字和吏读文字中所积累的经验，借鉴中国的音韵学，着重研究明初的《洪武正韵》，积极吸取当时中国音韵学取得之成就，还先后13次去明辽东，向谪居在那里的翰林学士黄鑽（按：鑽，当作'瓒'）请教，与黄研究中国音韵学，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探索，终于在1443年12月创制训民正音。"[7]（P250）训民正音的创制， 既得力于中国语言学家的帮助，更受惠于汉语汉字在朝鲜的持久传播。至于创制训民正音在朝鲜文明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则人所共知，无需赘言。
    收稿日期：1999-08-20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朝鲜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M].余思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3]姚广孝，等。明实录[M].梁氏影印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抄本，1940.
    [4]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崔世珍。老乞大谚解[M].韩国：弘文阁重刊，1984.
    [6]李聃命。朴通事谚解序[A].崔世珍。朴通事谚解[M].韩国：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印刷奎章阁丛书本，1943.
    [7]杨昭泉，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