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郭伟川先生辑王国维以来关于周公摄政问题的11篇论文成《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 史事论文集》，作为专题论文集，所收尚欠完备，据我所知，还有一些文字未能入选。 这些论文与历史学上司空见惯的事件考证一样，并无一致的结论，作者总是根据自己的 揣测完成他的“一家之言”后便扬长而去，很少有人思考历史研究呈现出如此普遍的意 见分歧局面问题出在何处。周公摄政问题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曾经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 周公在当时是无私无畏的辅政安周者，还是一个阴谋篡窃者，直接关涉到对历代王朝所 尊奉的圣人的信仰，所以昔之勇于疑古如崔东壁者，亦只说“周公盖以冢宰摄政”。“ 五四”以来，学者不再有政治上的顾虑，先前被视为诽毁圣人的言论反而被看作反封建 的壮举，顾颉刚先生的遗著《周公执政称王》[1]（P16）就认为周公摄政之说不过是后世 儒者为美化周公编造的谎言，他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任天子。更有甚者竟以为周公象王莽 一样是一个蓄谋篡逆者。在今天，除了那些把历史研究仅仅理解成不厌其烦向读者讲述 陈年旧事的人对事件细节有特殊偏好外，这事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因为无论是执政 称王论者还是冢宰摄政论者都不否认周公在周初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我对这些琐碎争议 并无兴趣，只想把它当作一个实例谈谈历史考证应该具备的一些规范，为此不免也要对 这个问题本身提出一些看法。
    一、成王即位的年龄
    从武王之死到成王亲政的几年中，周公为什么“屏成王而及武王”，先秦人的解释是 周初克商，天下未定，成王年幼，难承大任，周公以巩固文武王业为己任，不畏艰难， 不恤人言，慨然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如《逸周书·明堂》：“既克纣六（按：六当为 三之误，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 ，周公摄政君天下”。《尸子》：“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践东宫，祀明堂，假为天 子”；《荀子·儒效》：“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 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此后如《淮南子·汜论》、《韩诗外传》、《史记·周本 纪》、《鲁世家》、《管蔡世家》、《礼记·明堂位》、《文王世子》皆持此说，事实 上在整个封建社会里，此话不知重复凡几，俨然就是周初历史上无可怀疑的事实。据顾 颉刚先生《周公执政称王》引述清儒庄存与《尚书既见》，成王幼弱始成疑案。其文云 ：“夫‘孺子’‘冲子’家人寿耇相与之常言，‘予冲子、予小子’古天子通言上下 之恒辞，不以长幼而异者，则《书》之训绝无可据为小不能莅阼之征矣。成王有人君之 大节如此，而又以二公为左右，天即不笃生周公，亦自可成一家之事。王纵不迎周公， 商奄淮夷亦自可安集之。”顾先生引述此语目的在证实其时成王非幼，周公非摄，竟是 堂堂正正做了天子。但是庄氏“孺子”“冲子”之辨早在他的前辈崔东壁书中已做过了 ，崔氏说：“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 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孺子者，孟庄子武伯于其父时皆称为‘孟 孺子’是也。有未成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 于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滕》之‘孺子 ’，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之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 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然而崔氏的结论却是“冢宰摄政”，由此可见即 使否定“孺子”为幼年之称，亦不足断言周公当年是摄政还是称王。成王的年龄应怎样 估算？成王年长论者往往喜欢征引《礼记·文王世子》的一段话：“文王谓武王曰：‘ 女（汝）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 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是一段令人难 解的话，郑玄以为帝与武王九龄，言武王原有九十年之寿，而文王所予之三乃传位武王 之暗示，这未免牵强得可笑，九龄与九十已自不合，《记》明言文王损寿三年以益武王 ，何得以传位暗示作解？陈澔《礼记集说》便指斥《记》文之妄曰：“齿是人寿之数也 ，然数之修短，禀气于有生之初，文王虽爱其子，岂能减己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为之 辞而不究其理，读《记》者信其说而莫之敢议也。”孙希旦《礼记集解》也说：“愚谓 年寿之数，父不能以与子。且既云帝与我九龄，而又云吾与尔三，上下不相应。”《记 》之荒诞本不足辨，成王幼弱之说亦非建立在《记》言基础之上，今人却总喜欢援《礼 记》推导出成王年长的结论，可谓无的放矢。如廖平曾说：“周公成王事为经学一大疑 。武王九十以后乃生子，成王尚有四弟，何以九十以前不一生？继乃知成王非幼，周公 非摄。”由此看出，在廖氏的潜意识中已认定文王享年九十七，武王享年九十三是历史 事实，如此高寿之人，他的儿子应该年龄很大了。王慎行说：“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 生成王，皆应在其少壮之时，而《礼记·文王世子》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 三而终，成王幼，不能莅；《诗·豳谱孔疏》引王肃《金藤》注亦谓：‘文王崩之年， 成王已三岁，武王八十而后有成王，武王崩时，成王已十三。’若据此记载，则武王八 十余岁而始生成王，以是推之，则六十余岁而始娶邑姜，如此实悖于情理。”王肃《金 滕》注显本于《文王世子》，武王八十生子，崩时成王十三，正合九十三之数。《文王 世子》之言既不可据，则王肃之注自无价值。我们的学者总喜欢旁征博引，却往往昧于 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他们的推理有时也幼稚得匪夷所思，例如上文由武王八十生子推 理必六十始娶邑姜，为什么要提前二十年娶妻才能生出子嗣来？作者又引《大戴礼记》 云：“文王十二（二当为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据上引《金滕》王肃注及《文 王世子》的记载推断，武王八十而生嫡长子成王，人们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王季之 为文王婚配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娶又何其太晚乎？由是言之，凡典籍所言武王成王 之年岁，皆不足信据。”我们说《大戴》、《小戴》之文本出于两个系统，《文王世子 》既不足信则应弃之，作者为什么要把两种来源不同的材料加以比较自造矛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