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说：“关尹其实就是环渊的音变。……只 因环渊由方言之故变成了关尹，这就和老聃一作老耽，田骈一作陈骈，宋鈃一作宋牛坙 （见于《孟子》）一样，在先秦以前是常有的现象。”[7]（P317）环渊楚人，齐稷下先 生，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关尹名喜，函谷关（一说散关）守关吏，见于《老子 韩非列传》，显系二人，把环渊关尹合并为一人，环渊所著的“上下篇”便成《老子》 上下篇，这也是滥用音训的结果。名家尚且如此，至于那些粗知皮毛的更是甲通乙，乙 通丙，几乎无物不通了。唐兰先生尝批评道：“古音通假是清代所谓汉学家最喜欢讲的 ，近代学者用得似乎太滥了。”音同字假只是同音字中有限的一部分，使用这个方法， 应该列举出历史上曾经借用过的实例，绝对不能查查古音某纽某部就率尔建立假借关系 。
    （5）古人的考证一般不越出传世文献范围，这类文献文字易识，且有前后文关系，加之 历代皆有校订整理，不允许读者产生太多的主观想象。20世纪以来，由于考古发现的新 材料日渐增多，自然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注意，今天普通历史专业大学生不待人教，王国 维所倡文献加考古的二重证据法已成为治学的基本方法，然而文献与考古材料的契合问 题至今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给本来就缺乏科学规范的考证带来更多的问题。考古发现 中有些是有文字的遗物，如甲骨刻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它们首先要经过一个文字 释读过程才能进入历史研究。关于古文字释读很早就引起人们的疑虑，如吕振羽先生于 1934年说：“关于金石文字和甲骨文字的释文，亦不无问题。因各家所解释之金石文及 甲骨文字，大都以《说文》为底本，《说文》本身还有问题，已为现代一些学者所公认 。以没有相当的科学知识的汉宋人眼光去解释‘周金’，已属难免谬误，后人本以字解 字，以文解文的框框，更拘以此释远在周前之甲骨文字，更难认为完全可靠，因而各家 释文尚多歧异，又因甲骨破碎不完，故释文多梗塞难解”。[8]（P2）在这种情况下，每 改变一字之释义，历史就变换一个新面貌，如周原一号窖藏卜甲邵祭成汤之王是否周文 王，二十二号之“虫白”是否崇侯虎，尚多疑问，有人早已拿它去演绎商史了。1993年 郭店楚简的出土在古文字中算是较晚的了，其中《老子》甲本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 ”，与今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不同，研究者立刻发出惊呼，原来老子并不反对仁 义，仁义不是儒道思想的分界线，今本《老子》必经后人改篡。我见吕绍刚教授著文辨 疑，指出在道家看来，仁义就是诈伪，两本并无本质的不同。[9]（P233）可见，怎样综 合理解出土文字材料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使在一些明白无误的材料中，我们 也无由知道它的真实意义。例如商王自上甲以下皆以十干为庙号，这个事实既见于《殷 本纪》，也得到卜辞印证，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却很费解，《白虎通》说甲乙丙丁等 等是他们的生日，然商王皆有生名，如汤之名履，纣之名受，故董作宾又倡死日说，[1 0]《礼记·祭义》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但商人用五种祭仪轮番祭祀先 王，虽于甲日祭甲，乙日祭乙，一年中得甲之日竟有三十多个，毕竟不同于周之忌日， 陈梦家认为它既于卒日无关，也非追名，只是致祭的排列次序，因死者太多，其中一些 祖先被淘汰，所以今所见干名便失其顺次。[11]李学勤于四十多年前曾指出这些庙号是 占卜所得，[12]周代文献确有占冠婚丧祭之日的风俗，如《少牢馈食礼》大夫庙祭“日 用丁己”，但卜辞所卜之“帝日”不知为何事。于此我们应该知道关于这个问题的考证 是在探索一个动机问题，而人的动机并不是都可以从行为得知的。人的求知欲经常超过 了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因而张光直在庙号问题上的考证恐怕是迄今最富雄心，头绪最为 纷繁，同时也最容易引起疑虑的试验。张氏用统计方法在由大乙至帝乙的庙号中“发现 ”：（1）甲乙戊己为一组，丙丁壬癸为一组，他们代表商王中两派政治势力，两派交替 执政，同组之王隔代相传。庚辛是中间势力，或入于此，或入于彼，张氏命之曰“乙丁 制”；（2）旧说商王传位非父子相继则兄弟相及，张氏则说所谓父子相继皆甥舅相传， 相邻二代舅传甥，隔代则为祖传孙；（3）商王皆实行内婚制，但对两个政治势力来说又 是外婚制；（4）张氏在论述“乙丁制”时反复提到周人昭穆制，他给我们一个强烈的暗 示：乙丁制乃昭穆制之滥觞。[13]（P165）综观以上四条，作者确实把我们带入一个十分 陌生的社会里，如果把他考证出来的商代社会与周以后的文物制度相比较，我们甚至怀 疑商人是否曾是中国的先民。仔细推敲张氏的论证至少给我们留下一系列疑问：如果说 商王世系中确然存在两个政治派别轮流执政，他们的庙号为什么不象周人的昭穆一样干 脆用甲乙区别而遍用十干？张氏归纳的规律他本人承认有例外，如中丁、外壬、戋甲兄 弟三人是甲丁共见一世，上甲、报乙、报丙、报丁又分属四世。商王的婚姻制度虽由卜 辞诸妇之名无从确定，但我们至少知道帝辛之配偶名妲己，来自己姓有苏氏，文见《晋 语》，是典型的外婚。上溯夏代，虞思妻少康以二姚，见于《左传》，桀娶妹喜见于《 国语》，三代之际何独殷人实行内婚？昭穆之制在别世次明长幼，非政治派别之代名， 甲乙丙丁与昭穆何关？殷人不特王室用十干为庙号，贵族大臣亦然，是否轮流执政的两 个势力也存在于贵族之家？这个“乙丁制”，作者虽经营十余年，学者也不乏征引者， 却未必算是考证的积极成果。
    对于无文字的考古发现，其意义更要靠学者的解释去“复活”。不久前我曾讨论过内 蒙、新疆等地发现的岩画，学者多以生殖崇拜解说，未必如此。[14]又如青铜器上的花 纹，说图腾者有之，说巫术者有之，说写实艺术者亦有之，这恐怕不是一个一概而论的 问题。《淮南子·道应训》说：“周鼎铸垂而龁其指”，战国道家也常说断巧垂 之指，目的是戒人之机巧；饕餮食人而梗其喉，是戒人之贪婪；《左传》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 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是令民远行知所避就。至于出土的牺 尊、象尊、鱼尊，恐怕正是出于审美的需求。濮阳西水坡仰韶期墓葬用蚌壳摆成的龙虎 图形是古天文学上的“四象”还是道教乘跷巫术？可能须问问那死者的家属才能知晓； 郭店一号楚墓的死者是陈良、环渊、还是慎到？[15]（P391、397）仅凭一件漆器上的“东 宫之师”四字恐怕难以论定，《楚语》：“昔庄王方弱，申公子仪父为师，王子燮为傅 ”，这是春秋楚国的师保制度，子仪父与王子燮都可称“东宫之师”，有时太子可以连 续更换几个师傅，有时这些师傅之名就不见于记载，我们怎么能确定那墓中枯骨究竟是 谁？凡此种种，因为它们本身不是自明的，考证家虽引经据典振振有辞，它们与17、18 世纪西方地质学家用高山上的蚌壳化石来证明《圣经》中的洪水传说一样没有意义。
    历史考证道路上的陷阱尚不止上述几项，为了规范考证，我们可以通过寻求反证减少 研究者主观成见的介入；可以通过列举例证限制文字声音通转的泛滥；可以把未识和有 争议的出土古字先留在古文字领域，确认以后再投入历史研究。但这些只是补救措施， 史学要成为有用而受人尊敬的科学，似乎还得另找出路。最近我有《论现象史学》一文 提出个人的想法，愿与关心史学前途的同仁交换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