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子》关于文武年龄之说虽不可据，却不是完全出自杜撰，它应该是对《尚书 ·无逸》的误解。《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什么叫“中身” ?中国古代大约以百年为人自然生命之大限，《礼记·曲礼》说人生“十年曰幼，学； 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 ；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颐”。百年之后便不再有年龄阶级的名 称。《论衡·气寿》：“百岁之寿，盖人年之正数也，犹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 物先秋后秋，则亦如人死或增百岁或减百也。”百年既为人寿之正数，中身便是五十岁 。《文王世子》作者认为文王中身受命，享国五十年，终年自然就是百岁，故曰“我百 ，尔九十”。但是文王受命并非从继父为西伯算起，古人多说受命之年自质虞芮之讼始 ，《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史记·周本纪》也说：“诗人道 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王国维《周开国年表》更有明确的分辨，他说 ：“《无逸》言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谓文王在位之命年；《大传》、《史 记》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则谓其称王后之年也”。他又说：“然文王十五生武王，武 王八十一生成王，与《文王世子》所云武王崩年，俱为周秦以后不根之说。”[2]（P114 8）对文王年寿的误解其实不始于《文王世子》，《孟子·公孙丑上》：“且以文王之德 ，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似在战国时就有文王享年 百岁的传说。
    文武之年，在现今条件下还是一个未可确知的问题，《逸周书·度邑》篇武王自述“ 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史记·周本纪》尝引此文，知为先秦旧说，《度邑》记周 人甫胜殷之事，这个数字与《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相近，王国维断武王“年当 近六十”，即使武王享年以此近是也无助于推知成王之长幼，因为五六十之人早生子可 达三十至四十，晚生子自无妨仅止十岁八岁，因而这些努力是徒劳的。
    又有人试图通过叔虞封唐的年龄间接证明成王于时已非孩提时代。这些论者手中值得 一辩的证据约有三条：第一是《史记·鲁世家》：“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亩）同 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有人说：“成王母弟唐叔 既能往返于东西千里之程，传天子令，馈赠嘉禾，其绝非幼儿，可知其兄成王不幼甚明 。”这是典型的误读古书，成王与唐叔皆为事主，作书者虽言唐叔得禾献之成王，不必 是躬亲其事，委一介之使丝毫不妨碍禾由唐叔所献。第二条证据出自《国语·晋语八》 ：“（晋）平公射k1m705.jpg，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 ，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 。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k1m705.jpg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也，君其必速杀之 ，勿令远闻。’君忸怩，乃趣赦之。”有人说：“《国语》是史料价值很高的史书，叔 向是晋国著名的政治家，其说应当是可信的。这条材料说明，唐叔虞被封的原因，是因 为他勇敢善射，叔向以唐叔善射夸耀于人，说明这是不同寻常的壮举，当然不是一个儿 童所能办到的。”《国语》史料价值虽高，但不可一概而论，如《晋语》关于黄帝之子 二十五人别为十二姓一节，既说“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又说“惟青阳与苍林氏同 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崔述《补上古考信录》讥其“是青阳一人而有两姓矣”。善读 书者，当审辞气，叔向之言乃是讽谏，竖襄搏之不得，固是无能，然平公射之不死，相 去几何？故而托言于唐叔之勇武以羞平公，不必实有其事，平公闻谏而自愧，才忸怩而 赦之。今之事考证者往往浮于文字之表而全不理会讲话者的用意以至误用了文献。《左 传》昭公元年还有一则关于唐叔的传说：“当武王姜邑方震（娠）大叔，梦帝谓己：余命 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孙。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叔虞出世之时，武王尚未灭商，如何预知叔虞必封于唐？这显然是在他封唐以后，子 孙神化其祖先，才编出这段神喻来。我们岂能因《左传》史料价值很高死心塌地相信它 是历史的事实？由此引出第三条证据是传世的“晋公k1m706.jpg”铭文：“晋公曰：我皇且（祖） 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广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来王”，论者说“文中赞扬唐 叔虞辅佐周武王，平定天下，成绩可能有夸大之处，但时代决不会闹错。武王曾多次出 兵伐商，前几次，叔虞年纪尚小，未必上阵，铭文所指当为最后一次伐纣之役，既能带 兵打仗，年龄不会太小。成王即位时，叔虞已十七八岁”。现在的历史学界有个相当普 遍的陋见，以为只要是出土的文字，便是百分之百可信的，全不察晋定公时已是政在家 门，公室在大夫专国政的形势下欲苟延残喘，往往需要借助祖先的余威以镇慑之，故《 楚语下》说“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作者也看出晋公k1m706.jpg铭语出夸张，夸张便会失 实，我们根据什么可以保证它“时代决不会错”？因而唐叔左右武王虽铸在彝器未必全 是事实，况且“左右”二字也未必便是带兵打仗。考证家有个信条：时代较早的文献必 定比时代较晚的文献来得可信，然则《尚书·召诰》说“有王虽小，元子哉”，明言成 王幼弱，此时为何宁信春秋末夸张失实之彝铭而不肯信西周之实录？看来战国儒者以成 王幼弱解释周公摄政并非如今人自以为是地猜测是美化圣人，他们的话是有根据的，这 根据就是《召诰》，我们虽费尽周折，却不足动摇古来成说。
    今人之所以作此殊少成效的考证，除了假历史研究以达反封建目的，除了立志标新立 异以炫博识，恐怕还因为对《尚书·康诰》的“王若曰”无法解释。《康诰》开篇说：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从文字表面看，有资格称封为弟者，舍武王周公 则无人可当。汉儒不敢疑周公称王，以为周公代成王作诰；宋儒亦不敢疑周公，遂变乱 《尚书》篇次，以为此篇乃武王之诰，然康叔之封在平定管蔡武庚乱后，其时武王已死 ，诰文屡言往求殷先哲王，应保殷民，亦不可能是就封康邑之诰。今人不复有非圣之虞 ，因而主武王死而成王幼者，以为那“王”便是周公，周公以弟及兄，成王并未即位； 主成王年长者，竟直指周公为篡逆。读书人常因过度的咬文嚼字僵化了思想，第一，“ 王若曰”三字是史官之语，整理《康诰》的史官把周公的讲话看作是代王作诰还是直把 周公看成实际的王是他自己的事，它与周公以王自称不能混为一谈；第二，《多方》篇 言：“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显然是代王作诰，而同篇之下文便直称 “王若曰”，所以《康诰》之“王若曰”或者就是“周公曰王若曰”之省，亦可能是篇 简之厥文，《多士》篇末“王曰：又曰”其间必有厥文就是一例，我们不必抓住未经深 思熟虑的一言半语就给历史平添出一个个惊天动地离奇古怪的故事来。这种捕风捉影的 故事越研究越多，例如郭伟川先生根据《逸周书·武儆》篇武王“命诏周公旦立后嗣” 便说“是将诵付托给周公为嗣子，这就为其后继周公位埋下伏笔”。[1]（P197）武王临 终过继儿子给周公以便成王间接继位千百年人莫能知而郭氏知之，岂非过当？我们说《 武儆》之文是显而易见的托孤顾命，古代无论父子相继或兄弟相及都是终身制，象周公 那样生前传位恐怕只有欧美总统才会这样做。
    根据以上案例的分析，今天的历史考证误读古书者有之，推理失简者有之，于文献考 古间心存偏见者有之，因而有必要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历史考证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