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考证的陷阱
    考证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是从旧史学中孕育出来的。这种方法不事归纳概括，一心 追求事件的完整真实。普通人相信，研究历史，事件必须是真实的，否则无论得到什么 结论都是不能接受的，世人注重考证大约就建立在这一信条之上，但如何求得历史之真 却被普遍忽略。考证一般处理两类问题：一、整齐文献上关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记载，使 归于一是；二、已知甲、乙进而推导出丙。原则上说，上述两条无可厚非，但在实际操 作运用中，这条道路上却布满了陷阱，有经验史识高者可以绕过陷阱，实现自己的目的 ；缺乏经验和史识者，不知有多少人身陷而不可自拔。历史考证暴露出来的问题遍及历 史学的各个领域，要想正确使用考证，需要有耐心的人把这些问题的实例一一查找出来 ，然后进行分类，从而建立必要规范，这里只能撮其要者并附一二例证加以说明，引起 大家警惕。
    （1）历史上的事情有可考与不可考之分，这是考证家工作中首先应该仔细斟酌的问题。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册序言中说：“秦汉间的方士常说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 及。我们对于古史，正有同样的感觉。在许多条件没有比较完备的时候，要找得一个系 统也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谓不可考者含义有二：其一，历史上因失载而遗忘的事情 比记录下来的多得多，时代越古越是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它们并不是可以一一考知的， 某事是否可知要看是否具备了充足的条件。《易·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书·顾命》、《论语·子罕》虽有河图之名，却未言河洛之实，在目前这就是 个不具备条件考知的问题，宋人以天地大衍之数，杂以五行、九宫之说绘制四十五、五 十五点之图已属杜撰，时至20世纪，又不知有多少人考证过河洛之图，充其量只满足了 作者自己的好奇心，于历史毫无补益。又如中国历史年代，自共和以前就是缺乏连续记 载的，考古学兴起以后发现数十件青铜器铭文中有可以考知的年代，这些材料似乎对西 周历年的考证提供了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学界关于铭文认识上的分歧，至今争论不休， 至于夏商以前连这些条件尚不具备，故更难确知，而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却于黄帝、 炎帝、少昊皆有年数，后世无识而据以著书者不可胜计，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 说时代》中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不但现在无法解决，就是将来也永远无法解决；不但 将来无从解决，实在即在当时根本上就没有清楚的记载或传说”。[3]（P12）今天有不少 考证家专门喜欢在那些死无对证不具备条件的地方驰聘异说，《淮南子·汜论训》曰： “今夫图工好画鬼魅而憎图狗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马可日见也”，这样的工作是 令人缺乏敬意的。其二，有些适宜用思辨解决的问题也不宜诉诸考证。例如《周易》本 为古代哲学著作，因古人缺乏约定俗成的概念，只好用卦象表达它的思想，它时而取象 于日月，时而取象于马牛，以见阴阳刚柔之意，汉儒说《易》，于是有卦气、纳甲、互 体、旁通之法，而古无是说。近世历史分期讨论本来也是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思辨性问题 ，历史学家不达其意，纷纷搜罗证据，当作实证性课题去处理，也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 问题的表现。
    （2）从事历史考证必须正确理解文献记载的源流关系，晚出文献常常征引早期文献而不 免言有损益，后世复述前代故事而不免事有增减，至于郢书燕说式的误解，以今况古的 失真更是常见，在使用文献过程中，一处失检便会失之毫厘而谬以千里。然而在现今中 国史学界，秦汉以前书在学者中并无一致的时代定位，尤其是在疑古思潮影响下《商书 》、《商颂》成了西周乃至春秋宋人的作品，《尧典》、《洪范》成了战国时期乃至刘 歆助莽篡汉的作品，《山海经》虽然公认成书战国，但很多人在进化论影响下相信它是 关于史前社会的记忆。可以说，人们对史料的认识还是杂乱无章的，我们又怎么能期待 考证出真正的信史？前述关于成王即位年龄的考证，学者宁信《明堂位》而对《召诰》 置若罔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案。
    （3）有人认为考证的结果是在文献中反复求证取得的，因而它是客观的。考证果然具有 排除作者主观因素的免疫力吗？请继续以商周史为例看看主观因素是怎样进入研究过程 的。关于文王时代的殷周关系，顾颉刚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曾将《易·归妹》六五爻辞 《诗·大明》联系起来说：“帝乙为什么要归妹与周文王呢？……自大王……以来，商 日受周的压迫，不得不用和亲之策以为缓和之计，象汉之与匈奴一般。所以王季的妻就 从殷商嫁来，虽不是商的王，也是畿内的诸侯之女。至帝乙归妹，《诗》称‘俔天之 妹’当是王族之女子，后来续娶莘国之女，也是出于商王畿内的侯国的。……周本是专 与姜姓通婚姻的，而在这一段‘翦商’的期间，却常娶东方民族的女子了”。[4]（P13）
    周人与商王联姻的故事一经被“发现”，70年来不断被当作信史加以征引，直至最近 还有人节外生节，枝外生枝“创造”更新更奇的历史。[5]（P5）顾先生的发现至少有两 点可商，第一，太王、王季时代的殷周关系还未至他说的那么紧张，《诗》称太王翦商 ，不过是后人称颂祖功，说他奠定了日后伐商的基础罢了，顾先生尝为崔东壁编订《遗 书》，崔氏于此早有驳论，不知何以忽忘？第二，帝乙之名不特见之于《易》，又见于 《书·酒诰》，但郑玄《檀弓》注说：“《易》之帝乙，谓成汤；《书》之帝乙，六世 王”。郑注所据乃班固《白虎通·姓名》之文，《易纬·乾凿度》也说“帝乙则汤”， 是汉人以《易》之帝乙指成汤，《书》之帝乙指祖乙，皆非纣父帝乙，而远在王季、文 王数百年前，王季、文王与商根本没有婚姻关系。好在顾先生尚知文王之母姓任，其妻 姓姒，因而一面说王季之妻“不是商的王族”，一面又给文王先娶帝乙之妹，把大姒排 为“续娶”。近年有人进一步否定文王母姓任，试图以此为太王舍太伯而立王季编造一 段新故事。《史纪·周本纪》说：“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 ‘我世当有兴者，其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 ，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纪》之说可能夹杂了后世传闻，因为《左传》僖公五年 只说“太伯不从，是以不嗣”，什么叫“太伯不从”？杜预说是“不从父命”，似乎太 王尝有册立太伯之命，因太伯不从其命才改立王季，崔述说“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太 王在岐耳，非有他也”。这本是历史上无从知晓的疑点，存疑可也。前面提到的那位作 者在顾氏启发下说太王废长立少是因为季历娶了殷人的女儿，目的是讨好王室，求得生 存发展。于此我们发现，在作者心目中，殷周强弱对比正好与顾氏的估计相反。《诗· 大明》确曾说“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太任有身，生此文王”，但自彼殷商 未见就是王室子姓之女；挚仲氏即令是殷人畿内国族，周人与之通婚，是诸侯婚姻常例 ，未见能获得殷王室的特殊宠幸，王季之妻，文王之母大任，自来传注以为挚乃任姓之 国，作者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新创见”总是受到文献的挑战，于是一方面从《逸周书· 商誓》篇断烂残阙之文中找出一个意义不明的“执”字，硬说“执”即“挚仲氏”之“ 挚”，然《逸周书》无证据说明“执”字是国族之名；另一方面作者利用文字一词多义 现象尽可能将“任”字之训脱离姓氏而释为职官，我们不禁要问，若大任之“任”不是 姓氏，那么大姒之“姒”，邑姜之“姜”又当何解？文王之母姓任是不容改变的历史事 实，滥用考证竟至改变历史基本事实的地步，考证还是客观的吗？
    （4）任何科学研究都是在探索事物内在的联系，当联系而联系之便是真理，不当联系而 联系之便是谬误。历史研究所处理的是一些用文字记录的材料，近世学者很喜欢利用文 字声音的通假在本无关联的事物间人为架设鹊桥，把历史研究转变为文字的游戏，此弊 虽名家不能幸免。如胡厚宣先生看到甲骨刻辞中有国族名曰“土方”，便认为它就是《 诗经》和《天问》中的“土方”。[6]（P351）诚然，《商颂·长发》尝言“洪水茫茫， 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因之曰：“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但这里的“下 土方”乃“天下四方之土”而非“夏族之土方”。中国人歌颂禹是因他的治水之功使广 大人民重新获得了生息繁育的乐土，把“下土方”理解成“夏人土方”小小一国，就降 低了禹功的意义，且与“洪水茫茫”义难贯通。为了证明“下土方”就是夏人土方，作 者便试图从文字的假借关系寻找根据，“下”与“夏”在文献上确有过通假的例子，不 过确切无疑者只有一个，《左传》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公羊》、《谷梁》 皆作“夏阳”。然而音同字假首先当知孰为正字，孰为假字，虞晋之师在僖二年灭下阳 ，僖五年二次伐虢，“晋侯围上阳”，则“下阳”对“上阳”而言，“下”是正字而“ 夏”为假字。其次，音同字假并非皆有意义上的相关，因而不得以“下”、“夏”之偶 或通假，将文献之“下土方”理解为“夏土方”，否则文献习见之“下国”、“下民” 、“下吏”、“下臣”、“下军”莫非都得解释为“夏国”、“夏民”等等不成？甲骨 文中的土方是否为夏族是另外一事，要之胡先生所举上述证据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