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农村中代表资本主义的富农，当时也是过分打击的。当然，很多富农也出租一部分土地，有封建剥削的成分，甚至有浓厚的封建性，但不能否认，富农和地主是不同的，它的生产确实更多地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如果承认这一点，在土地改革中就只应该没收富农出租的那部分土地，即消灭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对于其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一部分，就应该加以保护。但在土地革命初期，各个根据地大都采取了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的政策，事实上连富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那一部分也消灭了。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制定了中立富农、联合富农的政策。在这之后，不少根据地对于富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但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在《关于农民问题的信》中批评六大的政策以后，各根据地普遍地实行了“坚决的反对富农”的政策，王明等人还提出，不仅要没收富农的一切土地，而且在分配土地时只能分给他们坏田，这不仅彻底消灭了富农，而且使他们的生活连一般群众也不如，这就不能不影响生产的发展。
    其次，三次“左”倾错误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遵义会议之前，党内的教条主义是非常浓厚的。王明等人根本瞧不起在国内搞实际斗争的毛泽东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一些“土包子”，根本没有什么理论，更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他们开口闭口“国际指示”，搞的实际上也是“两个凡是”，即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坚决地执行；凡是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必须坚决地照搬。这种教条主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再次，三次“左”倾错误背离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时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受到打击，甚至连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例如当时在工人运动中主张搞赤色工会，反对黄色工会，实际上对工人阶级是不利的。所谓赤色工会，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把工会搞得很红，而且提出很多脱离实际的口号，开展脱离实际的斗争，如不断地举行罢工、游行、示威以及飞行集会等等，把仅有的一点革命力量也暴露了，使工人运动受到不应有的破坏和打击。而所谓黄色工会，并不是像西方那样专门破坏工人运动的工会，而是用政治标准来划分的，凡是不拥护共产党而拥护国民党的，就认为是黄色工会。实际上，当时的很多所谓的黄色工会，例如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的七大工会，实际上是中间性质的工会，还能在一定程度上为工人阶级说话，为工人阶级争得一些经济利益。连这佯的工会也加以反对，就把这些工会组织中的工人抛弃了。因此，刘少奇在1936年4月写的《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中曾说：“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就是现在还没有群众的黄色工会，我们也要加入进去，就是仅仅利用黄色工会这一公开的招牌和地位，去公开团结与组织工人，也是必须的。在没有黄色工会组织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应该利用各种公开的与灰色的形式，来公开地广泛地组织工人群众。如同乡会、互助会、劝戒烟酒会（在理会）以及其他旧式的新式的团体，我们都要利用。在我们采取这样广泛的方式来组织工人群众的时候，我们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8]
    在农村中，当时不仅“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使他们普遍受到打击，连部分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甚至贫农也受到打击。最为典型的，是在湘南起义时曾提出一个口号：要把有产者变成无产者，逼迫他们革命。于是，起义部队把大道两旁五里之内的房子全烧光了。结果不仅没有促使农民参加革命，反而使已经参加革命的人“反水”。就是说，当时实行的“左”倾政策，使工人农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这就不能不严重地孤立自己。
    3、关于三大改造
    毛泽东等人本来设想，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搞15到20年，甚至二三十年时间，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到1952年，毛泽东就改变了这种看法，主张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中共中央在1953年公布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三大改造。当时，就有人就认为三大改造搞早了，不应该这么快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不少人又提出这种看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中共中央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与从1953年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分不开的。从这个方面看，三大改造适应了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三大改造又打击和取消了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本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
    前已说过，在三大改造基本结束以前，资本主义仍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一部分。因此在建国以后，毛泽东等人多次提出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1952年，《学习》杂志曾发表文章，说应该敲响资产阶级的丧钟。毛泽东马上提出批评，说现在还不到敲响资产阶级丧钟的时候。即使到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仍然是很低的，经济仍然是很落后的。直到1954年，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9]在这种情况下，恐怕不能说资本主义经济的积极作用已经发挥完了，必须加以消灭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很快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后来甚至提出要“资本主义绝种”，这就使资本主义本来可以发挥的作用无法再发挥了。后来经济发展的缓慢，恐怕与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有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