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夏帝国14世、17帝、8都、9迁，其都名依次是：斟、商丘、东斟、东斟灌、原、老丘、西河、河南邑。当代史学界认定阳城、阳翟、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是夏帝都。对此认定存在分歧意见。真正的早、中、晚夏帝都地望尚未被发现。《全夏都初探》对夏都进行了初步地全面探讨，因篇幅所限，分5篇：《阳城、阳翟是先夏伯都，非早夏帝都》、《早夏五帝、羿、桀同都斟》、《羿、浞僭夏、帝都流亡、少康中兴》、《老丘是中夏六帝都，西河是晚夏四帝都》、《二里头遗址是中晚夏后帝都》及附件：《三水考》发表。本文是《全夏都初探》之一。
    一、文献缺漏无定论，考古意见有分歧
    文献缺漏无定论。今古文《尚书·虞夏书》除《五子之歌》记有“冀方”外，概未记夏都；《史记·夏本纪》除载禹避阳城外，其他（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夏》结论部分：“禹受禅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不肯定；（清）张树稡辑《世本·居篇》：“（禹）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无定论；惟编年史《竹书纪年》对夏各伯都、帝都记载颇详；经传类春秋三传，杂史《国语》，别史《路史》，纪事本末史《绎史》，地理类史《地理志》、《郡国志》、《水经注》、《括地志》次之。
    考古意见有分歧。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夏阳城遗址的发现，给寻找夏都遗址的工作，带来了一缕曙光；但同时，也给考古工作者对遗址文化、夏史文化的性质分期，带来了分歧意见，其代表是：1.邹衡先生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全部，河南龙山文化不是夏文化；2.李伯谦先生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禹时期）是早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后的夏文化[1]。按常规，文献、考古证据矛盾时，文献服从考古。若考古不能获得主要证据时，应重新回到文献中去发现证据。夏文化本源于夏都文明，近年考古，整体工作，成绩斐然；但尚未真正找到早、中、晚夏都遗址。历史学方面，对夏都性质的甄别区分，对夏都地望范围的大致确定，也是仁智各见，尚未取得共识。这也是导致考古文化分期与夏文化分期意见分歧的原因之一。不识其山，何以识其山之石？今夏都仍在“闺中”，考古文化与夏文化分期，就不可能准确地划分。
    我以为，欲知夏文化，须先寻夏都，顺理而成章。诚然，我国古文献亡佚短缺严重，但我相信，在现有文献、殷墟卜辞、吉金文存中，仍蕴涵着夏都信息，残留有夏都遗址的蛛丝马迹。如能沉下心来，博览古籍文献，敏于观察，善于思考，去伪存真，探查夏都之迹，破解夏都之谜，叩开夏墟之门，最后确定夏都遗址，时日不会遥远。
    二、探讨夏族起兴，是考证夏都的前提
    夏族世系溯源。夏族是黄帝、炎帝（氐、羌、戎）族、蜀山族民族融合的后裔，父系是黄帝族。黄帝元妃西陵氏之女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今雅砻龙江中、下游地区与金沙江下游地区），取蜀山氏女景生乾荒（一名韩流）；乾荒取蜀山氏女女枢生颛顼；颛顼取邹屠氏女履龟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生鲧：鲧取有莘氏（莘戎原居地）女女娡生禹；禹纳塗山氏（阴戎）女女攸生启[2]。西陵氏应在蜀郡蚕陵，在今四川汶川西北一带。蜀山氏应在域外蜀郡西北西倾山东南蜀山，在今川北若尔盖一带[3]。《括地志·汴州》：“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故莘城是也。”当是有莘氏随鲧进入中原之一支。塗山氏应在春秋晋之阴地三塗山之域，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水上游一带[4]。禹是西夷人，《帝王世纪·夏》：“（禹）长于西羌，西夷人也。”并引（三国）谯周《蜀本纪》：“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广柔属《禹贡》五服之四服要服、西土、夷地，汉属益州蜀郡；在今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北[5]。
    夏族兴于崇山，崇山原是祝融地。《国语·周语（上）》：“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6]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夏族迁到崇山，祝融氏回到故国显灵，夏族要由此兴起。《地理志（第八下）》也说颍川之崇高、阳城，在祝融之墟。
    据《史记·楚世家》记：祝融指黎、吴回、终三人。颛顼生称，称生卷章（一名老童），卷章生黎、回。帝喾任黎为官火正，封国祝融，以国命氏称祝融氏。黎卒，吴回继任；回卒，回子陆终嗣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