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敬鬼神之风
    总观所有的高句丽古墓壁画，在早、中期的壁画墓中，多以社会生活的图案题材为主；而在中、晚期的壁画墓中，宗教和神灵题材显著增加，而且似乎愈占主导地位，佛教、神灵题材对社会生活题材有着取而代之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高句丽社会风俗和信仰在后期有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愈来愈激化，上层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极力提倡“信佛法，敬鬼神”（注：《北史》卷94《高句丽传》。）。在高句丽晚期壁画墓中，业已把神灵题材，变为主导地位了。如代表四方整个宇宙的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像成为四壁的主要图像。在中期的壁画墓中，四神图位于梁枋上，并且是双四神，居次要地位。四神，是古代把周天主要星宿分成二十八宿，又按方位分成四组，始见《史记·天官书》的记载。后来人们常以四神图像表示四方或宇宙。在中原汉代建筑上的瓦当和汉代墓葬里早就出现了四神图像，到南北朝已成为墓室壁画、墓志、石棺上不可缺少的形象了。高句丽晚期壁画，由社会生活题材转向以神灵为主，不难看出高句丽晚期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上层统治阶级想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幻想死后仍然统治四方，保持他们的安逸享乐的生活局面，借助神灵、迷信思想来安慰自己，麻醉人民，因此把中原的四神思想全部接受过来。所以宗教和神灵题材在晚期壁画中占主要地位了。
    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像，在西汉初期已成为建筑的装饰图样，说明在中原早有此传说。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注：闻一多：《伏羲考》载闻一多全集选刊之一《神话与诗》一书，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文里考证最为精辟，证明伏羲、女娲是苗族的祖先，亦即是：“西周褒国后之南迁者，褒是姒国夏禹之后，然则伏羲氏的族属与夏后相近了。”把伏羲、女娲雕刻或画在墓室之内，以保护死者，使死者安享于地下，这在汉族早已盛行。高句丽在晚期壁画里有所反映，说明高句丽在晚期大量地吸收了汉文化。
    在保护死者的神灵中，还有护法力士和饕餮面怪兽，这在汉代壁画中亦是常见，它也是起源于原始图腾。这种饕餮面图案，早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就已司空见惯，到了汉代用来压胜辟邪，魏晋以后的墓葬中更形成一种风尚。高句丽晚期壁画墓在主室四隅绘饕餮面怪兽托龙顶梁或怪兽直接顶梁，代替了早、中期影作结构的斗拱，显然是企图压胜辟邪，以保护死者安享于地下。
    集安三室墓，五盔坟4号、5号墓里均绘有牛首人身像。据《绎史》卷4引帝王世纪载：“炎帝神农氏人身牛首”（注：袁珂：《中国古代神话》。），所以说牛首人身像是炎帝神农氏的化身。神农是中原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高句丽统治阶级的墓室里把神农画于诸多仙人之列，除了表明对神农的重视之外，同时也是借助神农来美化自己。
    在晚期壁画墓的四神墓，五盔坟4号、5号墓里，还画有驾鹤的仙人，此乃是仙人王子乔。孙作云先生在《说丹朱--中国古代鹤民族研究，说明高跷戏源于鹤氏族的图腾跳舞》（注：沈阳博物馆：《历史与考古》专刊第1号，1946年出版。）一文中认为：“丹朱是尧之子，而王子乔是王之子”；“丹朱以鹤为图腾，而王子乔有乘鹤之神话”，详细论证了集安壁画中的驾鹤仙人为王子乔。孙先生在《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考察》（注：《文物》1977年第6期。）一文中又重新陈述和考证了仙人王子乔，其说甚是。说明集安高句丽壁画的驾鹤仙人，亦是来源于中原的神话故事。
    日月星辰，在集安高句丽壁画中常有描绘，多半在顶部藻井上，以象征天空。而月中画三足鸟，既是取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也是采用中原的表现手法。关于日月，在《楚辞》、《尔雅》、《山海经》、《五经通义》、《论衡》等诸多文献中，都有详尽的记述。如日中画三足乌，《淮南子·精神训》云：“日中有骏鸟。”《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抹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戴）于鸟。”所以后来附会太阳里有金色的乌鸟，并称太阳为“金乌”。月中画蟾蜍，《五经通义》记载：“月中有兔，有蟾蜍也？兔阴也，蟾蜍阳也。”说明自古以来，流传月中有蟾蜍玉兔二物，并把它们与嫦娥结合起来。在《论衡》里记载更为详细：“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食以奔月，是为蟾蜍。”如上所列，日中乌，月中蟾蜍，都是中原的古代神话传说。
    综上所述，高句丽壁画中的神灵题材，是取源于中原的神话传说。可以看出，高句丽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亲密关系，同时也看出高句丽在后期崇拜神灵之风尚是愈来愈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