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第一个突破性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布克哈特的史学传统，提出了“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新观念，从而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史学研究推向新阶段。公民人文主义思想集中地体现在巴伦1955年发表的《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转折点：古典主义和专制政治时代的公民人文主义和共和派自由》（下文简称为《转折》一书中（注：原文为《The Crisis of the Early Italian Renaissance:Civic Humanism andRepublican Liberty in an Age of Classicism and Tyranny》，以下简称《转折》，1955年初版，1966年修改后再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以下均引自1966年版，不再一一注释。）。这本书是巴伦30多年来，包括流亡美国前在德国的研究和众多专门论文的汇合成果。他把文化的发展纳入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的广泛背景中，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构建一个全新的论述体制。《转折》把14世纪的人文主义与15世纪的人文主义截然分开，说“一次转折促使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变，确立了两个世纪运动的发展轮廓”。这次转折产生于1389-1402年共和国的佛罗伦萨对专制者加利佐·维斯康提统治的米兰的斗争，一次自由力量与暴政力量的伟大战斗。新人文主义--公民人文主义正是来自佛罗伦萨对米兰的胜利。随后，15世纪头几十年，三位在这个城邦国家当任大臣的活跃公民--萨留塔蒂、布鲁尼和波吉奥被认为是“公民人文主义者”的典范。他们与以彼德拉克为代表的14世纪人文主义相比，虽然都热衷于人文学科，尤其是修辞学，都是能说善辩、才华横溢的“精英”。但前一代人文主义者只是通过自己作品对人物内心的细腻刻画和大自然美的写实描写表达自己对人及其潜力的信念和对现世幸福的追求，而公民人文主义者却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行为呼唤从古典文化中汲取爱国的公民精神和城邦国家的国民意识。例如，萨留塔蒂在米兰侵犯佛罗伦萨的关键时刻，就以大臣身份撰文号召国民继承罗马共和时代正义和自由的传统，勇敢地投入反对米兰入侵者的战斗，并且强调说：“勇敢的人在尘世生活中劳苦功高，是有资格住在星辰中间的。”（注：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30页。）布鲁尼著名的《佛罗伦萨人民史》和《佛罗伦萨礼赞》，表达了公民人文主义者对共和的崇尚和对专制的憎恨，号召人们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发扬公德心和爱国的公民精神。波吉奥的《佛罗伦萨市民史》则以出色的言辞和有力的论辩真实地再现公民人文主义者反帝制的感情，可见，15世纪的公民人文主义者不像14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把自己关闭在宁静的书斋，淡漠政治，沉迷于故弄玄虚的烦琐哲学和口若悬河的修辞学研究，而是走出书斋，投身社会，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身体力行地捍卫城邦国家的独立，积极参政，用自己卓越才能为共和国城邦服务。
    巴伦就这样地给布克哈特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人文主义增添表达爱国热情，体现集体精神的新的内容和价值观念。这一贡献不但是对布克哈特人文主义的继承与发展，甚至“反叛”，而且有其德国深远的文化思想传统的渊源。其实，巴伦第一次使用按照“文化”概念模式创造出词汇"Burgerhumanismus"，是早在1925年评论恩格尔--雅诺什的《文艺复兴的社会问题》的文章中，这个新概念的产生显然受到德国新史学观点的影响。巴伦自己承认，这个词汇产生于参加由沃尔特·戈志主持的莱比锡学术讨论会。而戈志，正是兰普勒希特的新型文化史观在德国的直接继承者和坚强捍卫者。莱比锡学术讨论会渊源于兰普勒希特1909年创办的文化史和通史学院。兰普勒希特所创立的新型文化史观，具有广阔的宏观视野。他不是像兰克式史学那样去礼赞个人，称颂显贵，而是把撰写群体史作为自己根本任务。恪守集体主义，是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观的最基本信念。在19世纪末的德国史坛，充斥着兰克传人关于历史是揭示个别伟人“神秘与先验精神力量”的言论。在兰普勒希特看来，历史学家，尤其是德国的历史学家，只有打破这种被他称为“个人主义学派”所设置的桎梏，新史学才能前进。民族是研究人类群体最合适的单位，人们可以通过民族精神之种种表现，看到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巴伦的“公民人文主义”就是处于变革时代佛罗伦萨这个城邦共和国的“民族精神”，就是表达市民爱国热情和体现集体精神的新的价值观念。据说，正是在莱比锡学术讨论大会发言的启发下，巴伦发现在布鲁尼及其一代人身上“存在着有助于佛罗伦萨在整个15世纪保持重要政治文化和文化中心地位的指导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力量”，从此开始了自己在1930年对公民人文主义论题的热衷。由于这个“公民人文主义”概念深深植根在德国史学的土壤上，以致纳粹的迫害、战争的灾难和流亡的艰辛都没有转移巴伦对这个论题执着的追求。许多学者赞扬巴伦这种不屈不的挠的研究精神。他与其他流亡学者，如赛利克斯、吉尔伯特不一样，流亡美国后没有被迫纳入英美式西方学术思想领域，而是仍然恪守着自己在德国所遵循的史学探究轨迹。一到美国，1939年巴伦就发表了《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的社会学解释》的文章，运用当时美国盛行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又开始了新的对自己探索目标执着追求的历程，终于在1955年发表了《转折》一书，完成了对公民人文主义的全面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