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巴伦把公民人文主义的核心定为复兴共和主义或“共和国思想”，因而引发史学界对他论题的异议和激烈的争论，使巴伦的阐述陷入德国式“冗长而又艰深晦涩”的境地。巴伦把布鲁尼看成是公民人文主义的创造者，其主要依据是，在1402年佛罗伦萨解除了米兰专制政治威胁后，布鲁尼在1403-1404年写作《佛罗伦萨礼赞》时，一改过去政治态度，第一次表达对罗马共和制度的崇尚。就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说“礼赞”写作时间不是1403年而是1406年；有的学者指出早在布鲁尼之前，波图列米就第一个捍卫了共和的思想；有的学者则有力地驳斥说，布鲁尼所礼赞的佛罗伦萨政府并不是典型的共和国，而是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寡头政治等等。
    在以“共和国思想”为主线，追溯公民人文主义从城邦到近代发展过程，尤其在论证马基雅维里的共和形象时，巴伦也颇费许多心血，而且也遇到不少曲折。在巴伦之前似乎没有人说马基雅维里是共和主义者，因为《君王论》崇尚的君主权力的思想倾向是明摆着的。为此，在《转折》发表的第二年（1956年），巴伦发表了向传统挑战的重要论文《〈李维史论集〉写作时间的困惑》。（《李维史论集》有的译为《论说集》，有的译为《论提图、李维的罗马史》，以下简称《史论集》）。这篇论文一反过去的看法，主张《君王论》写作时间要先于《史论集》，从而把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轨迹说成是从《君王论》的现实主义和对君主权力的崇尚转变为《史论集》的理想主义和共和主义。本世纪60年代，巴伦还写了许多有关马基雅维里共和态度的论文。
    巴伦关于《君王论》和《史论集》谁先谁后的第一困惑问题的解决，得到史学界的接受和赞许。但是，令巴伦困惑的还有一个“为什么在受马基雅维里严厉批评的人文主义前辈中，重要的人物竟是布鲁尼”的问题。要害还是出在巴伦以“共和主义”为标准的尺度上：布鲁尼所赞颂的1420年的佛罗伦萨政体只是理想化的共和与自由平等的典范，而实际上是美第奇的寡头政治，并被卡瓦尔坎蒂谴责为“自称的公民领袖把自私和派系的需要置于共和国公共福利之上的政治腐败和伪善”（注：见D.肯特（Dale Kent）：《卡瓦尔坎蒂对科西莫·美第奇佛罗伦萨的评论》，载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研究》杂志1979年第9期，第101-132页。）。在布鲁尼与卡瓦尔坎蒂就佛罗伦萨政体存在严重分岐时，马基雅维里竟然更多地站在后者一边，这使巴伦大为困惑。为此，巴伦竭力论证1420年的政权“标志着佛罗伦萨向更有活力的历史阶段转变”，马基雅维里不是在严厉批评公民人文主义，而是在追求比布鲁尼更加完善和有效的共和国。实际上，对后期人文主义说来，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并不存在重大差别，他们大多在赞成共和国同时也赞成个人统治，只要“公正”的君主政体不蜕变为暴政就行。马基雅维里崇尚的是一种由富裕公民监督，以城市贵族为代表统治的共和国形式的混合政体。马基雅维里确实在公民人文主义从布鲁尼到近代启蒙运动的演进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不是体现在纯净的共和态度上，而是体现在《史论集》中公民权的论述，诸如“普通人要比国王聪明和稳定”的醒目标题所透露的民主观点，以及更重要的关于“互相牵制和互相均衡”的论说上。马氏还进而强调，这种均衡要建立在国家生存原则的基础上：“国家高于一切，高于所有的个人利益和政党利益，社会上所有成员把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为了国家而能牺牲个人或党派利益，即应把一切力量、生命和坚定性贡献给社会。”（注：叶·阿·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上），东北师大历史系1986年内部排印本，第4-10页。）表现出公民人文主义者满腔的爱国热忱。
    关于彼德拉克也出现类似情况。巴伦因为要强调公民人文主义的核心是共和国思想，就必然突出布鲁尼的创始者的地位，认定彼德拉克只是“第一个看到新土地，但没有进入新土地”的“中世纪性”的人。本世纪60年代后，为构思公民人文主义的起源，巴伦于1961年提交（但到1971年才发表）的《彼德拉克：他的内在斗争和对人性的人文主义的发现》的论文（注：载于罗和斯托克代尔主编的《纪念华莱士、弗格森论文集》，多伦多，1971年版，第45-46页。），着重探究彼德拉克某种独特的“近代性”和在共和态度上的公民人文主义的倾向。巴伦在彼德拉克的《亚非利加》（AFRICA）中找到了彼德拉克的共和情绪。这是歌颂罗马共和时期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将领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叙事诗。诗中的一句名言：“只要自由被保护在共和制度下，罗马才依然强大。”清晰地表达了彼氏对共和与自由的崇尚。但是，由于巴伦过分强调共和主义，致使巴伦对彼德拉克的阐述也受到质疑。有的学者指出，《亚非利加》这本书也处处充满对凯撒的赞颂；有的史家则强调，彼氏的重要作品《秘闻录》对修辞学的中世纪式的热衷（注：见克雷格·卡伦多尔夫（CRAIC KALLENDORF）：《历史上的彼德拉克》，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96年第1期，第130-141页。）。巴伦因而提出彼得拉克政治思想的不断变化论。其实，撇开共和思想的核心标准，史学家还应承认彼德拉克作为公民人文主义先驱者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