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巴伦并没有就此止步。遵循布克哈特开辟的文化史探索轨迹，开拓由兰勒希特创始的新型文化史观的视野，巴伦进而把“公民人文主义”作为“欧洲近代文明的积极价值观的伟大传统”来加以探究，从而完成了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研究的又一个、更重要的突破。
    布克哈特的文化史观就具有一种系统和完整的格局。他曾企求以更开拓的视界透视欧洲各个时代的文化特征，揭示整个西方文化自古至今的发展概貌。这一宏大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人们通过已问世的三本文化史著作--《希腊文化史》、《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略知其初衷。他的文化史系列著作的确具有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历史的宏观视野。布克哈特只写了西方三个富有典型的文化时代，展示了西方文化从古希腊直到文艺复兴的发展。沿着这一轨迹，巴伦进而以“公民人文主义”为主题，接着研究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现代的发展线索。
    照巴伦看来，布鲁尼的公民人文主义应当有它的渊源，从布鲁尼到近代启蒙思想家，似乎还留下一个空白。因而，1955年以后，巴伦把研究重点转到彼德拉克和马基雅维里，试图更深入和全面地探究公民人文主义近代性的发展历程。直到1988年去世之前，巴伦把自己1928年以来，特别是1955年以后撰写和修改的关于彼德拉克和马基雅维里及其文艺复兴有关问题的论文编辑成两卷集的“论文集”出版。他仿效老师耶格论文集《探究神圣的中心》的命名，把自己近60年心血凝聚的成果取名为《探究佛罗伦萨公民人文主义：从中世纪到近代思想转变论文集》（注：原文是《In Search of Florence Civic Humanism:Essays on the Trasition fromMedieval to Modern Thought》，两卷集，以下简称《探究》，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释。），从而追溯从彼德拉克到布鲁尼，到马巷雅维里，直到近代，“西方文明中积极价值观”的发展线索。
    巴伦《探究》一书符合20世纪出现的新型的文化史观念的拓宽了的文化视野。从本世纪以来，西方社会急剧变革，现代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国际政治新格局形成，都使20世纪西方史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现实。这是一个面临挑战而又需要积极应战的时代。它无疑刺激了西方史家为寻求文化真谛而冥想苦思与求索，于是各种文化学说、流派、著作等纷纷出现，呈现出变幻多姿的色彩。先是兰普勒希特1900年发表的一《文化史的方法论》，用一种大别于传统史学的历史眼光，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从整体上研究人类历史的新型文化史的模式，叩开了20世纪西方新旧史学全面抗衡前奏的大门。接着又是一个著作甚丰、思想庞杂的百科全书式的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把价值观说成是某个历史时代的目标，把价值观从超历史的领域移入到历史的和某个特定时代之中（注：马克斯·韦伯：《科学论文集》，由冯·J·温克尔曼主编，杜宾根，1951年出版，第497页。）。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不仅仅看成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而是被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研讨，说“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是由近代西方社会所拥有的一种精神文化气质所造就的”。再接着是一位毕生探求“人类文化发展奥秘”的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西方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西方精神文明危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发表了愤世骇俗而又震撼西方文化界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注：斯宾格勒在1917年12月的《西方的没落》第一版序言中称，本书在1912年就已完成。以下论述引文引自《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本文不再一一注释。）。盛名之下，他不慕荣利，仍以历史文化为念，探究人类文化，剖析西方文明，建构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真正的历史就是文化，研究世界历史，就是研究各种文化的发展与演进的历史。”可见，巴伦探究公民人文主义近代化的演变进程，有如此深远的历史背景。德国一代又一代著名史学家（包括巴伦直接受教的像耶格、戈志和特罗尔楚等在内）新型的文化史观念，滋润着巴伦学术思想的成长。在二战前后，现代西方文明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斯宾格勒之后的汤因此和索罗金等人掀起了对人类文明的求索，巴伦就已经对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这个领域研究做出了有建树的论述。如果说斯宾格勒的思想还浸透着对西方文明发展前途的悲观情绪的话，巴伦在二战后，尤其本世纪5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但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试图通过探究“西方文明中积极价值观”（如公德心、集体荣誉和爱国精神的公民意识），来挽救西方文明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