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史学界比较通行的说法，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史学经历了 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变。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同时也是 一个充满生机和激情的过程。其间，史学家们经过深沉的思考，谱写出了中国史学史上 崭新的一页。
    大致说来，在这100年左右的史学变革中，19世纪后半期的史学家们还保留着较多的传 统史学的气质，而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家们则具有比较鲜明的近代史学的气质。20世纪 初年的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活动及其史学思想，恰处于上述两种史学气质的“衔接点 ”上，从而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着重论述 的，是关于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一、历史环境与史学背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事件的连连发生，《 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的签订，清皇朝不断丧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 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朝统治日趋腐败，更加重了这种 民族危机。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其历史行程中面临着空前的难关。西方国家的进步和 中国的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当时中国难以逾越的界限。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先 进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不能不进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寻求救亡图强 之路。当时的中国史学家们，确如龚自珍所说，多是怀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神圣 的责任感，在史学领域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寻求着新的认识和新的路径。他们为此所作 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 国历史进程与中外关系之重大变化，像是一阵阵惊雷和一串串恶梦，使中国人为之震惊 和不安。因此，史学家们极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 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的《夷氛闻记》以及夏燮 的《中西纪事》，是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几部著作。魏著重在用历史事实说明要想求得 自强御侮的途径，其后论强调必须“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尽转外国之长 技为中国之长技”，并应尽快作出抉择。在魏源看来，作战武器的先进、落后，是个关 键。梁著重在从经济上揭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驳斥了中国主和 派、投降派的种种谬论，歌颂了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夏著记述了两次鸦片战 争的史实，以备“异日史家之采择”，并指出“自通商以来，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 ，不得不争，争则奸商、猾吏交构其间，是则边衅之相寻而无已也”，着眼于反映“中 西争竞之关键”。（注：《中西纪事》原叙、次叙。）通观他们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围 绕鸦片战争的史实，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而分析和评论的重点，或在于此 ，或在于彼，或在于双方接触之间，对人们都有一定的启示，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整个 事件的真相。
    其次是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 等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中国边疆事务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史学家们对边疆 史地的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史学家把关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潮。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姚莹所著《康輶纪行》等几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务，或“稽史籍，明边 防”，（注：《蒙古游牧记》自序。）或“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注： 《朔方备乘·凡例》。）或“就藏人访西事”（注：《康畬纪行》自叙。）以应付 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藏的种种图谋。如果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学家 们感到痛定思痛的话，那末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则使史学家们感到无比的 忧虑，他们对于国家领土和疆域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无法自安的地步了。
    第三是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动因也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的刺激而滋生 出来的。林则徐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自觉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开其先声。其后 ，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梁廷的《海国四说》、徐继畬的《瀛环志略》、 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面世，其影响所及，超出了中国的 范围。中国史学家为救亡图强的形势所迫，起而研究外国史地，这是中国士人的一大进 步。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务纷纷”（注：《康輶纪行》卷三。）的现 实面前，力图改变中国士大夫“坐井观天”、“暗昧无知”、“拘迂之见”、“茫昧自 安”的陈腐状态，倡导“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注：《康輶纪行》卷一二。 ）的精神，而通过对法国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确使中国一些士大夫开扩了眼 界。这些著作同此前中国史学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自觉的撰 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觉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质，后者大多是游记的性质；前者出 于致用，后者多属记异。总之，二者虽有历史联系，但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
    第四是关于史学本身的反思和论述。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撰述，即鸦片战争、边疆史 地、外国史地，都是关于客观历史方面的，它们从研究内容、对象等方面反映出中国史 学的变化。这里要说明的，是史学自身在理论、方法上提出的新观念、新认识。这就是 说，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刺激了史学家们去研究一些和现实关 系密切的历史；同时，也刺激了史学家们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史学自身怎样担 负起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在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意识的 激烈冲突中，中国史学家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1 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就是“史界革命”的两篇檄文（注：这两篇论文，后来 分别收入《饮冰室全集·文集》第3册和第4册。）。《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 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多着眼于“中国史”范围提出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凡八节 ，其次第是：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 之时代，时代之区分。《新史学》是作者在《中国史叙论》的基础上，就普遍的史学理 论问题作进一步阐发，所论诸项，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在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故作者以“新史氏”自称，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全文六节，其次第是 ：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二文节目 多有异同，然基本思想前后贯通，内容互相补充。梁启超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西方学 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提 出并且阐述了这样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历史哲学和史 学的社会作用，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批判，关于撰写中 国通史的构想等等。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 ，但它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论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 史学发展，尤其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传统史学 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梁启超在 《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结尾处写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 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在戊戌政变和《辛丑 条约》签订后不久，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倡言“新史学”，并把它同救国联系起 来，反映了史学发展终归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