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关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要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慎重处理“义法”与“事迹”的关系。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 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 货殖》诸传，达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 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 ，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 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 589-590、590、590-591页。）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 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的撰述上加以改进，还须费一番气力。如前所述 ，章太炎对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长短、得失、优绌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国通史》 的主要宗旨是“镕治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 ：《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 、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以今言之， 即一方面注重理论，一方面又注重发掘新的史料。
    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 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即以事类为经、朝代为纬 ，互相补充。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条其事 类即“各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他 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 者为成学讨论作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 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 590-591页。）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 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 思想为主观”。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 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破与立主 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以 新思想为主观”。（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 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 591页。）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 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 下，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表》，记帝王、方舆、职官、师相、文 儒；二是《典》，记制度；三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四是《考纪》；五是《别录 》，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 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 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是由五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 通史》的框架。清初马骕《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 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 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 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 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 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 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 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 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 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 。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 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 成一家之言”，刘知几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 ，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苟谓 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 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 、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综上可见，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 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三：“当窥大体”的史学批评原则
    上面所论章太炎史学思想，均据其20世纪初年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訄书》重订本修订增删，约于1915年出版《检论》一书。（注：详见朱维铮教授所 撰《章太炎全集》（三）之“前言”，同前引书。）《检论》卷八收录《哀清史》一文， 而其所附则改为《近史商略》。所谓“近史商略”，是讨论宋、辽、金、元、明五史的 得失。其间，章太炎提出了不同于通行之说的独到见解，突出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原则 上的卓识。因此，本文特别提出来予以讨论。
    章太炎首先肯定刘知几对“晋后诸史”的批评和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继而指出 ：“自是有宋、辽、金、元、明五史，上比先达，不任执鞭，如其得失，亦有可道。尔 来谈者，多优《金》、《明》，以《宋》、《辽》、《元》为下，此倒植之论已。”把 通行之说提了出来，并断然认为是“倒植之论”，用语分量极重。章太炎所概括的通行 之说的根据是：“《元史》叙次疏阔，或一人而再传，此以华夷语隔，事状难理则然。 而《宋史》尚亦多误。此《金》、《明》所优也。《辽史》简率，讹误少于《宋》、《 元》，其文章雅训，不能如《金》、《明》。”章太炎认为这是“俗人所谓优劣者尔” 。（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 、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