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通行之说，章太炎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见解，即：“作史者，当窥大体。 大体得，虽小有抵牾，无害。失其大体，而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则史有不如簿领者矣 。”（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 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对于 这样一个“作史”的原则，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史学批评的原则。章太炎依据这一 原则，对宋、辽、金、元、明五史进行评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批评意见。
    其一，《宋史》诸志，似不必过多称道。“若其以益、卫二王，附瀛国公本纪，犹存 义法。”《明史》则不然，“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明末三帝不 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 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这就是说，本纪与列传，君主与臣子，不相吻合；在当时的 历史环境中，这就违背了“史官之大律”。章太炎指出《明史》这种处置，是“去本干 而存支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矣！纵存忌讳，不当纰缪若是甚也。”对 这一段评论，似不可完全用皇朝史标准来看待，其中确有“义法”即体例是否严谨的问 题。章氏所论，值得重视。这的确反映出了清修《明史》不如元修《宋史》在气量上来 得宽宏。
    其二，《元史》“无论赞评议之辞”，固然是其缺憾，然其对于重要历史文献（包括诏 书）不加修饰予以照录，不以“文辞鄙拙”近于“方俗俚语”为羞，“盖存其质而已” 。对此，章太炎大加称赞。他引用刘知几《史通·言语》篇批评前人作史“讳彼夷音， 变成华语”、“华而失实，过莫甚焉”以为佐证，充分肯定《元史》作者“存其质”的 表述原则。
    其三，《辽史》的《礼》、《乐》、《仪卫》三志，“道其国俗，亦多翔实”。章太 炎指出，其所记“虽语近阿谀，而事迹不泯，亦可谓实录矣”。反之，《金史》诸志， “文饰虏俗，匿其素风”，致使“金源旧俗”，“阒寂无闻”。这种“讳其鄙俗，没其 土风，而盛道折旋槃辟之容，文饰太平之美”的记述，实不可取。当然，金朝 接受中原文化要更广泛、更深入一些，故有些记载颇有唐、宋气象，但这也有一个发展 过程，历史撰述隐去其“旧俗”、“土风”则必然失真，而“旧俗”、“土风”在历史 记载上的泯灭，也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总括以上三点，章太炎作出如下结论：“是故以义法条贯言之，《宋史》有统，而《 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辞语言之，《辽》、《元》存朴，而《金史》增华也。”这个结 论，就是所谓“作史者，当窥大体”的具体说明。今天来看，章氏所论，不无道理。值 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章太炎还分析了清代学者为什么会形成他所批评的那种通行之说， 认为《明史》出于清代官修，不敢訾议；辽、金、元三朝与满洲有相近之处，在“存质 ”方面亦多顾虑；于是有些人就“独论宋、元二史记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 （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 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章太炎的 这一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史学现象及其深层原因，是有启发的。《检论·哀清史》 所附《近史商略》，最后还就当时作者所见《清史》“初定叙目”中的“纰缪”，发表 诸多评论，这里不一一赘述。
    五、结语
    关于章太炎史学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已有60多年的历史了。诸家所论 ，或论其“民族主义史学”的特点，或论其历史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或论其史学之经 世所用的宗旨，或论其作为由传统的封建旧史学转变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或 论其与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关系，（注：参见贝琪：《章太炎先生之史学》，《东方杂 志》33卷16号（1936年8月）。罗福惠：《章太炎的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华中师院 学报》1982年第5期。杜蒸民：《试论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及成就》，《史学史研究》198 3年第4期。李润苍：《章太炎史学观点和方法》，《学术月刊》1984年第8期。瞿林东 ：《20世纪初年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1期。陈其泰：《 章太炎与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1期。）皆各有所得， 亦可互相补充。但总的来看，从《訄书》出版至今，已近一个世纪，中国学人 对于章太炎史学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考虑到如下两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 确有加强和深入的必要：第一，当我们仔细考察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 太炎扮演了何种重要角色，其意义何在？第二，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百年史学的进程 时，重新来看待章太炎的史学思想时，关于其价值与局限，又会得到怎样的认识？
    本文所论，只是从章太炎史学思想（不包括他的历史思想）的几个方面，阐述其在新旧 史学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明其时代意义。其他诸多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只有以待来 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