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一：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史学
    20世纪初年，在史学上能与梁启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一人。章太炎不以治 史为主，但这个时期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梁启超可谓是把民 族危机与史学变革结合起来的自觉者和先驱者。他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 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然过分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用，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 的。当然，对传统史家（古代史家）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史界革命”不能回避 的事情。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走得太远了，他的“新史学”理论对 此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在《新史学》中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 “四蔽”大体近之，“二病”似少分析。至于他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 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中国 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 铭而成耳”；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 是中国之史，非益民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比较了世界上“ 前者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后指出：“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 为过。”等等。可以认为，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他的这个认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一定的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这些看法，则“ 新史学”就谈不上对传统史学的继承，而“新史学”的创新或创造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了 。
    然而，当时的章太炎却不持这种认识。他在重订本《訄书·哀清史》一文开篇 写道：“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对矣。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 ，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 ，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注：《章太炎全集 》（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 、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是对中国古代“正史”的 肯定。显然，章太炎的这个认识同上引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尤 其是在对历代正史的评价上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政治思想 来看，梁启超是改良主义者，对于传统应相对保守；章太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传 统应比较激进，可是在对待传统史学上，他们的认识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 ，这是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的错位。他提倡“新史学”是必要的，但它完全用“近世” 史学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传统史学，从而对后者全部否定，则使自己堕入虚无主义的误 区。反之，章太炎是对“近世”史学颇有造诣的学者，但他却能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传统 史学的成就，从而使其在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较为合理的轨道。当然，章太 炎作为一个“反清斗士”，他对于清代史学也有否定过多的言词，所谓“哀清史”，一 个“哀”字就充分表明他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不必为章太炎回避。
    从下面这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章太炎对于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考 和许多中肯的评价。他在《哀清史》一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起首写道：“中国秦汉 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纪 述，非抽象之原论。杜（佑）、马（端临）缀列典章，闿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 君卿（杜佑）评议简短，贵与（马端临）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 法，皆未尽也。衡阳（王夫之）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 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 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鸣盛）、钱（大昕）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 ，岂无识大，犹愧贤者。”（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 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 90、590-591页。）这一段话，从司马迁、荀悦到王鸣盛、钱大昕，对许多有影响的史家 予以评论，而于评论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都表述得极简要、真切，其间包含着对古 代史家得失的辩证认识。尤为难得的是，章太炎从方法论上对前人作出评价，认为《通 典》和《文献通考》近于分析法，《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法。他还肯定了杜 佑史论“简短”、王夫之史论“雅驯”，批评了马端临的“持论鄙倍”、王夫之的“辞 无组织”。他认为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是“昧其本干，攻其条末”，等等。总的说来， 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体分析，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从 上面这些评论来看，除对王、钱诸人的评价尚可商榷外，所论大致近是。而其字里行间 ，亦颇多“近世”意识与语境，并非以古论古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有较多的理 由和较充分的根据认为：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的史学思想，确 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 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 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注： 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华书局，1979 年10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章太炎关于编纂 《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訄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 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 ，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 《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 因缘。私传碑状 ，虽具道委曲，大抵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 朱紫玉石，贸然淆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 、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 、590-591页。）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 ”“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悁于一眴。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 ，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 、590、590-591页。）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 ，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 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 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