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科学”到“科学化”
    从中国现代史学建设的整个进程看，“科学化”无疑是最具感召力的一种趋势。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本无“科学”之概念。晚明时，徐光启借用儒家经典特别是宋明理学的“格物致知”理念，称传教士利玛窦等带来的西学中有“格物穷理之学”，自此，“格致”二字始有了与今日“科学”相近的涵义。进入近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仍多以此指称来自西方的科技知识，如格致书院、《格致汇编》、格致科等。至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在“理学总论”（注：此理学包括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地质、博物、生物、人类、动物、植物、哲学、论理、心理、伦理诸学。见《日本书目志》卷二“理学门”。）中收录《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等书目，由是“科学”这一新名词遂从日本引入国内，至20世纪初，日益流行，逐渐取代了“格致”一词的原先地位。（注：关于“科学”概念在国内的传播及其含义的变化过程，请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
    “科学”一词在日本的出现，初义为“分科之学”，亦即“学科”之意。稍后则用以统称西方的学术技艺。其在中国，最初的内涵大致亦不出此范围。如1900年，杜亚泉在《<亚泉杂志>序》中称其旨乃在“揭载格致算化农商工艺诸科学”（注：杜亚泉：《<亚泉杂志>序》，《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版，第2页。）。王国维的《欧罗巴通史·序》则谓：“凡学问之事，其可称科学以上者，必不可无系统。系统者何？立一系以分类是已。分类之法，以系统而异。”（注：王国维：《<欧罗巴通史>序》，《王国维遗书·静庵文集续编》；案，此文作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当1901年初。）严复的说法，界限似乎要严些，主张“凡学必有因果公例，可以教往知来者，乃称科学”（注：见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5页。）。而就当时学术界的一般认识而言，其对“科学”实多持一种广义的见解，即认为“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注：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在不少人看来，“科学”不仅是指自然科学，也覆盖了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与史学、文学也有密切的关系。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所作的序中即指出：“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注：见[日]桑原隲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东文学社1900年印本。）汪荣宝编《史学概论》也说：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撮录自国数千年之故实，以应用于劝善惩恶之教育，务使幼稚者读之而得模拟先哲之真似而已”。故至多只是一种叙述，“而未能完成其为科学之形体。就此众多之方面与不完全之形体，而予以科学的研究，寻其统系而冀以发挥其真相者，是今日所谓史学者之目的也”。（注：汪荣宝：《史学概论》第一节“序论”，见《译书汇编》1902年第9期。）1911年，王国维还对“科学”与史学及文学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如刘知几《史通》之类）。若夫文学则有文学之学（如《文心雕龙》之类）焉，有文学之史焉。而科学、史学之杰作亦即文学之杰作。故三者非斠然有疆界。”（注：王国维：《国学丛刊·序》，《王国维遗书·观堂别集》卷四。）他认为即使是文学，也存在着研究其学科自身特点和理法的“科学”层面。
    “五四”时期，科学思潮的蔚然勃兴，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定，随着科学的进步，“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还强调：“今后我们对于学术思想的责任，只应该把人事物质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我以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注：陈独秀：《答皆平》，《新青年》第9卷第4号，1921年。）在此类信念的主导下，推进史学科学化的呼声显得更趋强烈。
    这种“科学化”，就其学术建构的观念层面看，主要在于确立各学科知识结构的系统性、治学的客观理性精神及其方法的严密性，强调惟“有系统之真智识”，才可称为科学；科学的态度，首在“尊疑”和“重据”（注：分别参见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2年8月；李大钊：《史学要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1980年影印本，第52页。）；而方法的科学化，则尤居于核心的地位，“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虽含有某些科学因素，但由于未经科学方法的处理，仍多为一种“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故“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注：毛子水：《<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订误》，《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这正是“五四”一代新学者，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等亟亟于宣传并从事科学方法建设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