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学“科学化”的两种路向
    从整个实践层面看，则可发现，尽管学术界在确定上述现代史学的建设目标上并无太大的分歧，但因各家对“科学化”含义的不同理解，其具体实施路径又往往表现为二种不同的取向。
    一是倾向于直接比附自然科学的现代史学建设路向。
    这可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胡适一生倡导运用科学方法治学，自谓其所崇信的实验主义方法“就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用的方法”和“科学实验室的态度”。（注：胡适：《<实验主义>引论》，《新青年》第6卷第4号，1919年4月15日。）在他看来，就方法论而言，哲学、史学等学科与自然科学间并无本质的区别，清代朴学在方法上的科学性与西方近代科学是同等的，只是由于两者研究的材料和范围不同，前者仅施之于典籍文字资料，后者则以蕴有无穷实物材料的自然界为考察对象，才造成了结果的不同。（注：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卷二，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97页。）傅斯年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一再强调：“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注：傅斯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发刊词》，载该刊第1集第1期，1927年11月1日。）按照他的解释，当时中央研究院的建立，本意就在发展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近代科学”，而“非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其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注：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书》，1928年，史语所刊本。）。故史语所的工作目标，就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不仅极力主张在研究中加大田野考古和实地调查等“实验”性环节的比重，自称“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还把史学“科学化”的全部工作，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收缩到了史料学的范围内，认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中世中古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至于史论和历史哲学，更不在“近代史学”的考虑范围之内，“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注：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第1期，1930年。）。在他眼里，编史、论史和阐述历史哲学，都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完全受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支配，缺乏一般实验科学所应具备的客观是非评判依据。唯有史料学，其所研究的是现实存在的文字资料或历史遗存实物，有着与自然科学相仿的比较确定的对象和验证依据。因此，他认定，在旧日史学的范围中，能够进入近代科学殿堂占据一席之地的，只有史料学。并谓，历史本无“定例”，“科学史学”的任务只在就史料以见史实。其治史名言：“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论，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现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1928年10月。）也正是本此原则而发的。
    这种观念，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的共性，人为地弱化了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的差异，显然是片面的。事实上，人文学术面临的是充满生命与思想活力的社会现象，其讨论对象的流动不居和多样性，决定了这类认识活动较之于自然科学另具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因此，对于历史学这类学科的“科学化”，很大程度上恐怕只能站在广义科学而不是狭义科学（仅指自然科学）的立场上加以理解和操作。如果完全比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推进其“科学化”，在实践上往往易陷于两种偏向：不是把复杂多样的社会现象简单化或庸俗化，便是大大缩小其认识事物的范围和功能。需要指出的是，那种以为只要把材料梳理清楚，便可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臻于客观化的设想，至少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这些资料，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社会活动的产物，无不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主观的成份，也就是说，其所反映的事实和客观实际之间仍然可能存在着一定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研究者能抱纯客观的态度（实际上这也是很难达到的）把材料梳理清楚，结果也不能保证一定达到客观的认识境地。而从历史研究的整个程序看，自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到史实的解释、重建和史书的编写，本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实现史料学的科学化，固然有助于推进整个史学的现代化建设，但却并不等于就是“历史科学”的全部。史事的解释、因果关系分析及史实重建，同样需要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努力使之趋于合理或接近历史真相，而不是任凭相对主义的蔓延。如果按照傅斯年等人的观点，把史学的“科学性”完全锁定在史料和局部史实考证的微观层面上，那就无异于割裂了历史学科自身的整体结构，阻断了科学视野的合理拓展，同时也无以应对综合解释历史过程的实际需要。
    二是以社会科学为比照模式的建设路向。
    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的系统知识体系，起先出现在一些以较直观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术领域，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后渐扩展至人文学术领域。在我国，史学等人文学科的社会科学化则是在社会学的直接影响下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