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宗教改革后脱离了罗马教廷，也脱离了当时欧洲诸国在远东的传教活动，这使它难以象天主教国家那样通过直接获得传教士的书信和报告来了解远东。不过，这种缺乏直接接触的情况并没有构成英国社会了解中国的真正障碍。和欧洲许多国家一样，英国宫廷、普通民众和知识界也卷入到当时盛行的“中国热”中。本文试图说明，英国的“中国热”与其它一些欧洲国家相比有其鲜明的特点，但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不是情报的来源和渠道，而是其独特的社会背景。
    英国社会的“中国热”
    “中国热”是指新航路开辟后西传的中国文化在欧洲掀起的羡慕、热爱和崇拜中国文化，仿制中国物品的文化现象。它从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上半叶达到高潮，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然而，一些学者指出，与法国、德国相比，英国思想文化界的“中国热”呈现出“早退”的现象。钱钟书写道：“如果我们的研究是对的，那么英国对中国的仰慕在17世纪就达到了顶点，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中国已失去了她原有的辉煌。她虽依然是待解的谜，却不再具有值得羡慕的荣光。”（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83.）
    随着中国文献的翻译和各种航海记录的出版，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源不断地进入岛国，人们开始对这个遥远的文明发生兴趣。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把中国视为“最强大的帝国”之一，考莱在《欢迎》一诗中称中国是“富足的、政通人和的中心”，1621年出版的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症剖析》也谈到了中国人勤劳整洁、彬彬有礼，国家富庶、没有乞丐，以及良好的政府管理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等等。
    17世纪英国人对中国语言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瓦尔特·拉雷在1614年出版的《世界史》中赞扬中国文明时，首先就谈到了中国语言。这一点有其特殊的背景：信奉新教的英国人在攻击天主教的同时，希望能寻找一种取代拉丁文的通用语言。17世纪上半叶就有学者开始将汉字与人类的初始语言联系起来。托马斯·布朗纳爵士提出汉语是人类建造“通天塔”之前的“初始语言”。约翰·韦布在1669年发表的《论中国帝国的语言可能即为原始语言之历史》论文中更指出，汉语“简便、概括、准确、适度、实用、简洁、一致”的特征，决定了是它，而不是希伯来语，有可能是大洪水之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约翰·韦布还在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等各方面，并表达了对中国文明的热烈赞美。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来自上帝之城，“他们的国王可说是哲学家，而他们的哲学家可以说都是国王”。（注：转引自张隆溪：《非我的神话》，载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中国人达到了道德的完美，那是纯粹、未腐化的自然宗教产生的结果。
    不过，钱钟书还是认为，在威廉·坦普尔爵士那里，英国对中国的热情达到极致（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71.），他把中国的一切：政治、道德、哲学、艺术、文化知识和医学等都视为英国的楷模。1671年他在《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质》一书中将父权看作国家权力之源，主张治家之道就是治国之道，这一观点与中国政治理论非常接近。如果说这部书中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尚难确考的话，那么，到了1683年《论英雄的美德》一文中，他直接地颂扬中国，把中国称为最伟大、最富有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政治体制，孔子则是最有学问、最有智慧和最有道德的人，他的学说是治理国家的正确原则。他认为中国是“民性中和，地域清静，气候均匀，而又有长治久安之国。”（注：参见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在《论民众的不满》中他强调：“只有中华帝国历史悠久的政府，才能在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传说中的那种政治。”（注： Chu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Vol.I,no.4,1941,P.371.）而在《讨论古今的学术》一文中，他又把中国比喻为伟大的蓄水池，知识的总汇。此外，他也是中国园林审美观念的倡导者和推广者，对英国不规则园林运动起了先导和推动的作用。有人把1699年看作英国“中国热”出现转折的标志，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威廉·坦普尔怀着对中国的由衷热爱和向往，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