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笛福对中国文明的攻击和嘲讽。在1705年出版的《凝想录》和1720年出版的《鲁滨逊感想录》中，这种攻击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借鲁滨逊的口说：“但我所注意的，不在乎他们艺术上的技巧，而在乎他们在宗教事体里所表示的愚蠢，和可笑可鄙的冥顽，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了。”（注：转引自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19页。）这种态度在安逊的《环球航行记》中也可以看到，这本书告诉人们，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所说的那样勤劳勇敢，富于智慧，而是“感觉迟钝”和“麻木不仁”。
    这并非指18世纪的英国不再对中国事物有兴趣，而是其性质和程度与17世纪有重要的区别。英国“中国热”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它在日常生活层面与在思想文化层面的分离。在日常生活层面，英国社会对中国时尚的追求一直在发展，并在18世纪中叶达到高潮，人们竞相追逐和仿制中国风格的壁纸、青花瓷、刺绣、壁毯和髹漆家具，并按中国样式装饰房间。中国式园林也风靡一时，这种园林样式是中国文化影响欧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形成了“英－中式”花园，再通过英国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18世纪60年代初钱伯斯设计丘园时，以中国园林为蓝本，还造了一座中国式宝塔，成为丘园的象征。
    在18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英国启蒙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主要表现在自然神论方面。廷达尔、科林斯、兰姆塞和博林布鲁克等自然神论者都借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来宣扬理性、攻击启示宗教。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利用中国材料进行社会批判的书信体文学。1757年5月，在伦敦的刊物上出现了旅居伦敦的中国人叔和与其北京的友人李安济之间的通信，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叔和通信》，作者是贺瑞思·沃尔波尔。这本书借中国人的口讽喻英国的时风和政党政治的一些怪现象。这一形式很快被哥尔斯密袭用。1760年1月，新创刊的《公簿报》上出现了一封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商人给他的英国同行的短信，附带介绍了一位新迁来自中国河南的哲学家。同期发表的另一封信就是初到伦敦的李安济给这位荷兰人的信。从此以后，类似的信接连不断，共达119封之多。这就是使哥尔斯密大名远扬的《中国信札》，它们在1762年结集出版时题名为《世界公民，或一位居住在伦敦的中国学者寄给他的东方朋友的信》。信中借中国人针砭英国时弊，同时也反映了英国人对中国评价不断降低的现状，例如第63封信中，他借李安济的口说，中国已是“今不如昔”，法律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金钱腐蚀，商贾比以前表现出更多的取巧，艺术和科学也不及以前活跃了。
    18世纪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还可从其汉学研究看出。当时欧洲大陆已经有几个象样的汉学家，但在英国，除了琼斯还找不到第二个，而琼斯主要研究阿拉伯、波斯和印度，中国学方面的成就有限。如在涉及中华民族起源问题上，他化费很大的精力证明伏羲氏与印度古史中的菩提氏（Budha）是同一个人，中华民族是印度民族从4000年前分出来的支流。这位唯一的汉学家对中国的总体评价不高，认为中国哲学处于原始状态，机械技术没有特色，艺术也只有形象而没有理念。
    可见，到18世纪，知识界对中国的热情已经历了它的盛期。尽管也还有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但他们的评价往往贬誉参杂，亦庄亦谐，人们再也听不到象韦布和坦普尔那样对中国文化满怀崇敬的赞美之声。18世纪英国的“中国热”无论和17世纪的英国相比，还是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都显得较为平淡，不曾出现法国那样从“仰慕到排斥”的戏剧性变化。19世纪偶尔还会有一小阵“中国热”的余波出现。英国南部布赖顿市建造的皇家东方宫于1821年竣工，“中国风格”的克莱穆恩乐园露天音乐厅则在1836年揭幕，它被看作欧洲“中国热”最后一座公共纪念物。（注：Raymond Dawson,The Chinese Chameleon: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