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中国文化利用的取向
    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文化对英国知识界的影响不如法国和德国的事实。朱谦之写道：“然而从大体上来看，中国思想在英国的影响，比较大陆方面，不无有相形见绌之感。”（注：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的确，在英国没有出现法国人那种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关注，更不要说以中国为楷模了。法国学者最热衷的中国政治体制恰恰是英国人很少谈及的。许明龙指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英国人则不但早已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政治理论，而且在17世纪革命后建立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法国人尚在上下求索的问题。”（注：许明龙：《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页。）这一看法是符合事实的。乔治三世时代布莱克斯通就觉得英国的政治结构是在当时人们的天性与教育许可下最完善的，在英国宪法中，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和谐与快乐的结合着。”
    如同我们一般，由于法律的行使权操于一人之手，所以法律能发挥在最独裁的君主专制政体才能具有的力量及迅速等益处。又由于王国的立法权系委由三种彼此完全独立的不同权力所操纵；第一个权力属国王；第二个属于居神职或不居神职的上议院议员，他们是因其虔诚、出身、智慧、英勇、或财富而被选，组成贵族会议；第三个是下议院，由人民自由选出的平民代表组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民主政治；因为这个集合体系由于不同的动机而产生，且又分别关切不同的利益……对一切事物具有绝对控制权，这三个权力分支机构的任何一个都不致于造成任何不便，但是三者却可以互相制衡；每一个都具有否决权，足可拒斥集体它认为不利或具危险性的改革。因此英国君主立宪的统治权即存在于此，而且是尽可能有益于社会的存在于此。（注：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卢梭与大革命》，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08页。）
    这种观点在英国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和法国人热衷于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参照的做法相反，他们习惯于用英国政治制度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例如，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就写道：“中国政治制度上没有代议性质的机构来帮助、限制和监督皇权。”（注：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27页。）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传的中国文化对英国政坛毫无影响。18世纪英国政坛已经出现首相制和政党政治的雏形，30年代，辉格党出现分化，一部分跟着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称为“在朝党”，另一部分与托利党合并成为“在野党”，双方利用各种媒介互相攻击，中国材料则成了政党间斗争的例证和武器。所以，政治影射成了这一时期利用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这与在法国有很大的区别。在法国，人们关心的是按中国的模式来改造社会，而在英国，中国文化只是一些可用于批判的“有用的”或“有趣的”材料而已。比如，切斯特菲尔德勋爵不断在《轻雾报》、《浓雾报》、《工匠报》等杂志上讲一些幽默精致的中国故事讽刺嘲笑把他挤出在朝党的沃尔波尔，政府方面也利用《每日公报》进行反击。
    然而，在英国的文官制度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尽管英国的议会制能有效约束王权，但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在政府官员的选拔方面采用的还是受门第或财富影响的委任制。这种制度与中国悠久的文官考试制度相比，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介绍和鼓吹中国科举制的声音不绝如缕。艾德蒙·莱特指出：“中国吸引了那些反对英国政治中的金钱统治者。因为他们把中国视为一种理想国，即经过有关伦理知识的严格考试之后，根据每个人的品德而选择官员来行使政府职权。为什么英国就不能这么做呢？”（注：艾德·蒙莱特：《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载《国际汉学》第1辑，第165页。）巴杰尔也认为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功德选拔人才，不可避免会带来偏见和导致腐败，所以要用中国的科举制度来改变英国出卖公职和把公职当作对政治服务的报偿的做法。他在给克莱奥梅尼的信中写道：“在任何一个治理得法的政府中都应遵守一种准则，即每种会在一团体内部产生荣誉或利益的职位都应成为一种真正功德的犒赏。……我要求大家允许这位政治家注意，这一发出了异彩的格言现时正在全世界最辽阔、居民最多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中落实并受到了尊重，我这里是指中国。”（注：艾德·蒙莱特：《中国儒教对英国政府的影响》，载《国际汉学》第1辑，第171页。）当时有几种著名的杂志也纷纷倡导采取中国的考试制度。在这种倡导下，1832年，竞争考试制度首先在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法案》中得以实现，1855年英国开始实行考试制度。到1870年，这一制度成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常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