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竭力赞美的中国经济制度和政策在英国却成为批评的对象，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法国学者魁奈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中国农业政策的不同评价就能清晰地看到。魁奈欣赏中国政府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在《中国专制主义》一书中他写道：“康熙皇帝的继位者（雍正）制定了各种法规，全都有助于树立起尊重农民的观念。除了他自己亲自犁田播种作出表率外，还下令各城市的总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辖地区选拔出勤恳耕种、诚实正直，并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杰出农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声誉及相称的特权。”（注：L.A.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Texas,1946.p.206.）对此，亚当·斯密如何看呢？他也承认中国政府重视农民，他写道：“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优于技工。”（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246页，上卷第65页。）但亚当·斯密认为过分关注农业并不是中国的优点。他写道：“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他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246页，上卷第65页。）而造成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正是中国政府过度重视农业，轻视工业和商业，违反了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农业-工业-国外贸易。在对外贸易方面，魁奈对中国不重视对外贸易的做法不仅表示充分的理解，甚至抱着欣赏的态度。在他看来，“对外贸易除了对在很大程度上靠损害同胞利益发财致富的商人有益外，对从事外贸各国的繁荣而言则是弊大于利。人们跑到遥远地方去寻求的各种商品，不外乎是些昂贵的无聊之物，用以维系有害的侈靡生活。”（注：L.A.Maverick,China A Model for Europe,Texas,1946.p.211.）然而中国的外贸政策在亚当·斯密那里受到了批评指出，正是由于轻视国外贸易，妨碍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
    魁奈的观点在法国是具有代表性的，甚至一些反对重农学派的人也站在这一立场上。相反，亚当·斯密来自农业经济相对落后的苏格兰（注：当时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农业方面的区别可从一件事上体现出来：1740年6月，斯密由苏格兰出发，全程骑马前往牛津，他一越过两地界的边区，就被英格兰富饶肥沃的土地和极其发达的农业惊呆了。参见约翰·雷（John Rae）著，胡企林、陈应年译：《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页。），在思维方式上不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而是兼具大陆人那种理性主义的色彩，在经济观上也算不上重商主义者。所以，在他那一代经济学家中，他的思想和理论是最接近法国重农学派的（注：亚当·斯密于1764年到巴黎旅游时，曾同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的杜尔哥有过亲密往来。他虽不同意重农学派把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的观点，但在一些方面还是同意重农学派的观点，他说：“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上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真理。”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卷，第244页。）。他与一些重农学派思想家有密切交往，甚至想把自己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献给魁奈。即使这样，他和法国重农主义的观点还表现出如此大的差异，那么，在其他经济学家那里，这种对立的尖锐程度更是可想而知了。
    虽然英国人对中国的经济学说和农业政策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在争夺和占领中国的市场方面，英国政府和商人们却跑到了最前端。恰恰是这一点，成为英国关注中国、利用中国文化的直接出发点。蒋孟引先生在《英国史》中曾引用了“国旗跟着贸易”的名言，言简意赅地揭示出这个处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国家的本性。处于世界范围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一方面有太多的呢绒和棉布等待出售，另一方面渴求中国的丝绸、瓷器、漆器和茶叶。早在伊利莎白一世时代，女王就派遣船队寻求对中国的贸易，在1576年到1578年间，英国执行一个名为“契丹探险”的计划，探寻通往中国的“西北航路”。东印度公司建立后，英国不失时机地发展与中国的贸易。该公司自17世纪初开始经营茶叶，从1684年至1755年，70年间茶叶进口增加了大约473倍。英国学者格林堡曾生动地说，东印度公司“它的成熟期又是靠茶叶喂养的。”（注：格林堡著、康成译：《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页。）英国来华的商船在欧洲各国中是最多的。法国大革命的前两年，广东口岸共泊有73艘欧洲商船，其中英国商船就占了52艘。（注：Jerome Ch'en,China and the West: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Hutchinson of London,1979.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