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贸易的意识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关联，在1586年派克翻译出版门多萨《大中华帝国志》英文本时致甘迪什的信中，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他在信中写道：“阁下，自从年轻的、神圣的和精明的君主，已故爱德华六世国王着手探索契丹和中国以来，迄今已有约35年了。一半是因贤明年轻的国王希望扩大基督信仰，另一半则是希望在那些地区找到英国纺织品的充分出路，因为当时我们的商品在家里受到轻视，同时他的商人在英帝国、弗兰德尔、法国和西班牙受到阻止，产生种种损失所致。”（注：派克致甘迪什的信，载门多萨著、何高济译：《中华大帝国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页。）派克所表达的对中国的关注服务于不列颠贸易的自主意识，正是由这个国家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寻求广阔的海外市场来推销本国工业产品，是任何一个具有经济优势的近代国家的本性，派克的表白正是这一本性的流露。
    英国“中国热”若干特征之解释
    如果把英国“中国热”的情形与它的两个邻国法国和德国作一个比较的话，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到18世纪，尽管民间的“中国热”还在持续，但知识界对中国的热情明显下降，呈现出“早退”的现象；虽然在英国政坛出现了利用中国材料进行政党间的攻击，出现了仿效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但在总体上它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评价不高，更不要说像法国的伏尔泰和魁奈那样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视作楷模；广大的中国市场是英国竭力追逐的对象，但他们对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却多有批评，他们之所以对中国文化关注并进行相关的研究，都是与开拓市场这一经济动机密切关联的；同样，英国也没有出现象莱布尼茨那样毕生热衷和宣传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
    为什么英国知识界盛行于17世纪的“中国热”到了18世纪初就出现了降温？为什么英国学者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评价不高？有人认为，英国的中国信息传递者主要是政府使节、海军军官和商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但从当时有关中国的主要文献被译成英文的情况看，这种影响即便存在，也不会很大；或许我们还可以从它的经验主义传统来探寻，这一传统使英国人更信赖和关注可观察的事实材料，而不是像大陆的理性主义者那样着迷于根据某些原则进行推理。然而，这些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它们或许会影响英国人对中国文化发生兴趣的程度或表达方式，却不会改变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利用的取向。英国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不如法国和德国，其最深刻的原因在于它们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更准确地说，英国社会与当时的法国和德国具有重要区别，它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如果说当时的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德国还停留在以地方分权为特色的封建状态，那么，这一时期的英国却已开始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门槛。社会性质不同，国内面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正是这种社会差异，导致了英国“中国热”的不同表现。
    史景迁认为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中国和英国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种“类同”的现象，他指出，这种现象的产生与特定的社会类型和经济发展有关。在他看来，明代的中国社会和伊利莎白时期的英国社会都处在一种新型的、城市的、或许是原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其文化当然会有长足的发展，“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可以导致类同的。”（注：参见转引自张隆溪：《非我的神话》，载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06页。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30～31页。）此外我们还应看到，在这一时期明代中国与都铎朝的英国在政治上也具有某些相似之处。波拉德指出，16世纪的人们需要一个“稳固而专擅的力量”，他们相信国王超过以前之信任议会，所以此时的议会所起的作用小于自它形成以来的任何时期（注：A.F.Pollard,Henry Ⅷ，London,1919,P.33-35.）。然而，这种类同并没有维持下来。其原因就在于英国社会内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新的政治经济结构，即政治上的议会－政党制度和经济上的工厂制度。伴随着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这些新的社会要素日渐明朗，并带动社会出现整体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说，到这一时期，英国开始向近代工业国家转化，它与仍处于传统中的中国社会的差距不断扩大。当18世纪降临时，英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出进步和优越，这种地位的变化是英国社会对中国文化态度变化最深刻的原因。当然，英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如果说中国的模式对18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的话，那么它对英国来说业已过时，中国经验在帮助英国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作用变得非常有限，这是导致18世纪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热情下降的关键因素。同样，随着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传统的中国样式显得落后，使得英国学者在谈及中国时很自然地采取批评而非赞美的方式。上述中国政府的农业和外贸政策在英国和法国引起的截然不同的评价正是由这两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发展水平决定的。抓住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及所欲解决的任务与外来文化利用的相关性，我们就能理解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对中国文化的利用方式及其变化，并合理解释英国社会在18世纪“中国热”中的种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