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原地区经营州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的交通更是早就发展起来了。先秦史籍已有“肃慎氏贡楛矢石砮”的记载（注：《国语》卷5《鲁语》下，上海书店“国学基本丛书选印”本，1987年，73页。），中国民族史学者认为，肃慎即汉晋挹娄、北朝勿吉、隋唐靺鞨，后代“女真”为其音转（注：参见王锺翰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77-178、408-409、466-467页。）。提出“黑貂之路”的俄国学者夏富库诺夫也说：“在中国东汉时代，被称为‘挹娄貂’的毛皮很受欢迎，当时中国人从挹娄民族（其居地在今中国东北和俄国滨海州一带）那里大量输入这种毛皮，所以我曾以‘黑貂之路’一名称呼这样一条贸易路线。”（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39页。）《魏书》卷100《勿吉传》云：“去延兴（471-476年）中遣使乙力支朝献。太和（477-499年）初，又贡马五百匹。乙力支称：初发其国，乘船溯难河西上，至太沵河，沉船于水，南出陆行，渡洛孤水，从契丹西界达和龙。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乙力支乃还，从其来道，取得本船，椊达其国。”这是有关交通道路的明确记载。难河即今松花江及其上游嫩江，太沵河即嫩江支流洮儿河，洛孤水即今西拉木伦河（注：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5卷，史语所专刊之83，1986年，1758-1760页。）。降至唐代，史籍明确记载渤海国对外交通道路有5条，即日本道、新罗道、朝贡道、营州道、契丹道（注：参见《新唐书》卷219《北狄传》。），很明显，后3条道路都通向中原内地。贞元（785-805年）宰相贾耽《皇华四达记》历数唐朝边州入四夷大道7条，首述营州入安东道，记载了从营州经安东都护府至平壤、至渤海王城、至黑水靺鞨几千里的路程和沿途主要城镇（注：参见《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渤海国与唐朝的密切关系，学界多有研究，此不赘言。这里只想指出两点：
    第一，据中国学者的研究并为《续日本纪》等史料所证实，渤海国与日本间的直接海路实际上是中原内地通往东北道路的延续，日本遣唐使所谓“渤海路”的两条路线，一条即上述营州道，一条即上述朝贡道（注：参见宋成有《渤海国与遣唐使》，《日本学》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6-17页。）。
    第二，如前所述，俄国滨海州哈桑地区的克拉斯基诺土城被认为是渤海通日本道起点东京龙原府所属盐州龙河郡的州治遗址，在这里与仿制中亚工艺品同时出土的还有唐产瓷器片和新罗陶器。在滨海州和伯力州还都发现过北宋钱币、描花瓷器甚至蚕茧（注：参见V.I.鲍勒金等《远东人民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的工作》，《1986年的考古发现》（Arkheologicheskie otkrytiya 1986 goda），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8年，223-224页。）。即使是上述那枚黑衣大食时代仿制的中亚安国银币，也带有强烈的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据发表者说，该钱币正面“王冠上部可见到半月与星的模样”（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这是唐钱开无通宝最典型的标记，俗称背月纹，传说是蜡制钱样造好后送到宫里被杨贵妃掐了一下留下的痕迹；还有背面所谓“直角的椊（方框）”（注：同前引夏富库诺夫文，148页。），其实就是中国古钱方穿的残存。
    显然，古代交通和遗物都证明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与中原地区有着传统悠久的联系。中原通往东北的道路既然是古代东、西方交通的重要路段之一，它当然也会为粟特商胡所利用。
    安禄山、史思明均为“营州杂种胡”，据陈寅恪先生研究，“杂种胡即中亚昭武九姓胡。唐人当日习称九姓胡为杂种胡。杂种之目非仅混杂之通义，实专指某一类种族而言也。”（注：《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2页。）实际上，杂胡或杂种胡之名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注：参前引唐长孺《魏晋杂胡考》，382页以下。唐先生引《后汉书》卷106《循吏任延传》：“拜武威太守，……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居要害”，指出：“这是光武帝（公元25-57年）时事”（383页）。）。曹魏时已有“西域杂胡”之名（注：《三国志》卷16《魏书·仓慈传》。参见前引吴玉贵文，302-303页。）。尽管魏晋时代杂胡或杂种胡之名习指与匈奴有关的各部族，但晋人常常以其中的羯胡作为杂胡的泛称，而羯胡如石羯（=Tashkent）显然是来自中亚的粟特胡人（注：参见前引唐长孺文，382页及414页以下。）。据研究，羯胡中还有许多西域姓氏，他们有的早就到了东北地区：《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云：“降胡栗（粟）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与（石）祗”；石勒初起十八骑中之西域姓尚有夔安，《古今姓氏书辩证》卷3脂韵夔氏条云：“石虎有太保夔安，自天竺徙辽东，玄孙逸，姚秦司空，腾仕后燕”。《魏书》卷30《安同传》云：“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唐长孺先生认为：安世高是汉末高僧，既是僧人，就不大可能有后系，“所以安同世系一定出于伪托，但辽东之有西域胡却由此证明”（注：同上，425-426页。最近有关安同的研究参前引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231页；前引吴玉贵文第三节《安兴贵家族与安同》，308-315页。）。吴玉贵则明确指出：“安同的身份显然是负有外交使命的商胡。可见安同的父亲虽然做过小官，但他的家族最初仍然是以商胡的面貌出现的。”（注：同上引吴玉贵文，310页。）唐先生说：“只是夔安为石勒十八骑之一，似不能从天竺（直接）迁居辽东，我想夔氏之迁居应在石赵灭后。”（注：同前引唐长孺文，426页。）受此启发，我以为昭武九姓（粟特商胡）入居东北最早可能也与石赵的兴亡活动有关。石氏前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后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去东北相当近便。冉闵灭羯，“胡羯去者填门”，“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注：《晋书》卷107《石季龙载记》。），这更逼得他们逃往塞外避难。直到唐初，营州石氏还有很大势力。武德四年（621年）六月，“庚子，营州人石世则执总管晋文衍举州叛，奉靺鞨突地稽为主。”（注：《资治通鉴》卷189，中华书局标点本，5920页。参见前引吴玉贵文，297页。）突地稽为内附的粟末靺鞨首领（注：参见《旧唐书》卷199下《北狄传》；《渤海国志长编》卷16《族俗考》。），该部留居旧地者后来成了渤海国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