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考古学界有些学者对周边若干具有复杂内涵和较高发展程度的新时期文化人群的 政治组织形式估计很高。比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良渚文化王国”的概念。（注：严 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也有人提出相对解释空间 较大的概念，如以良渚高级玉敛葬所代表的社会个体是“具有国家性质的方国”（注： 高蒙河：《从江苏龙南遗址论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考古》2000年第1期。）等（相 对于良渚文化而言，对其他一些新石器文化的解释则较为谨慎，如对于拥有牛河梁遗址 的红山文化人群，我们在最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以其“还未有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阶 段”的提法（注：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文物》2000年第6期。）；但最 近有些报道在陶寺遗址问题上的调子则甚高）。如果这些提法只是不具有严格定义的、 一般联想性的描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如果这代表某种严肃的理论的话，作为证据 学的要求的一个方面，应当考虑同古代文献“内核”的衔接问题。本文在这方面不能全 面展开讨论，但应该说这方面的问题远不是那么简明（对于有关遗存内涵的意义的讨论 也是其中之一）。良渚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其人群与中原的交往可以从两地考古学遗存 的器型学比较中得到证实。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原在进入国家化进程前后受到来自 良渚文化地区某种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政治进程的压力和重要影响。古代文献“内核”关 于这一时期这两大地区关系的基调是同这种情况相吻合的。因此如果肯定良渚文化地区 在夏代国家进程之外、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国家，无疑将使我们对古代文献传统关于这 一地区历史的十分低调的纪录产生疑问。这种与文献“内核”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文献 有没有失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存在作为国家的“良渚文化王国”的话，不仅良 渚地区，而且中原地区的历史都应该会大不一样，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将是难以回 答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点：在解释古代中国较广大区域内国家化进程时，考古学证 据不仅将用于说明有关人群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特征，而且还应当和需要致力于说明各有 关人群之间、尤其是在古代文献“内核”中处于低调的人群与中原已知的国家进程的关 系。在这类研究中，只是孤立地就某一文化自身的内涵进行阐释，应该说离开真正如实 地探求历史上在这一区域所发生的政治过程还有一定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内 核”不仅仅只是消极的、防御性的证据因素，在恰当的方法上它们将会引导我们去发现 和探讨更多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的话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考古学的基本 作用并不在于非要做出突破文献“内核”的发现，而是帮助说明这一时期历史的尽可能 多的、真实的细节。这需要一种较为冷静的、对于证据问题有较全面意识（包括对古代 文献“内核”问题的影响的了解）的态度。
    中国早期国家研究目前在许多方向上都面临着进一步深入的要求。对于早期国家研究 理论的探讨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认真地检讨和提高对于文献的和考古学的证据运用的水 平，也是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早期历史的研究在证据学上的的特点是要求非常综合 。任何一门学科对于自身方法的意义的不适当的扩张，都可能使整个研究造成偏差或谬 误。我们希望中国学术界加强在中国早期历史研究证据学上的深入讨论与合作，从而推 进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的研究。
    后记
    本文系根据作者2000年8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 会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属文既早，有些问题在今天应可用较新的资料来加以说明。 但由于技术的原因本文已来不及做进一步的修改，尚请读者见谅和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