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研究是当前史学界、考古学界的热门课题，经过长时间的探讨，考古学界在对中国文明问题达成几方面共识的基础上，如认识到中国文明的土生土长和发展的连续性，中国文明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特点等，近年来，渐渐把目标相对集中到对中国文明形成途径、特点等问题的研究上。众所周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末期，在东西南北中诸多考古学文化竞相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最后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考古学文化现象，那就是周边开花、中原结果，以夏部族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捷足先登，首先在中原地区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如何解释这些考古学文化现象，涉及到中国文明形成的动力、模式等重要问题，为此，笔者也试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指导，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渐渐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北方地区，分布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代表红山文化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大型祭祀建筑群、积石冢及以玉雕龙为主的随葬玉器群。（注：郭大顺：《辽宁史前考古与辽河文明探源》，《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从牛河梁遗址看红山文化的社会变革》，《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第5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1年。）南方地区，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发现了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遗址群中心有莫角山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其周围数平方公里范围内，分布有反山、瑶山、汇观山等良渚文化大墓、祭坛以及随葬的琮、钺、璧等精美玉礼器。（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五十年主要收获》，《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171页～第173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其中心不仅有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城址内外还按规划分布有居住区、宗教祭祀遗迹及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注：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不同时期、不同规模的独立古城址，如大溪文化时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江陵阴湘城、澧县鸡叫城、石首走马岭城、荆门马家垸等城址。长江上游的四川成都平原，发现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郸县梓路古城、都江堰市芒城、崇州双河等5座古城组成的城址群。（注：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黄河流域，其上游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秦安大地湾大型殿堂式建筑。（注：甘肃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第九区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1期；《秦安大地湾405号新石器时代房屋遗址》，《文物》1983年第11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中游地区，仰韶文化时期发现郑州西山古城。（注：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时代考古获重大发现：郑州西山仰韶时代晚期遗址面世》，《中国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1版。）龙山文化时期则发现更多夯土城址，如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辉县孟庄、安阳后岗、郾城郝家台、新密市古城寨以及面积达200多万平方米的陶寺龙山城址。（注：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何弩、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时期发现有滕州西康留城址；龙山文化时期则和中游地区一样，城堡林立，发现有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滕州尤楼以及鲁西景阳岗、茌平两组龙山文化城址。（注：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鲁西两组龙山文化城址的发现及对几个古史问题的思考》，《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此外，在我国内蒙古长城地带则发现有多座石城聚落遗址。（注：田广金：《内蒙古长城地带石城聚落址及相关诸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犹如点点繁星镶嵌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构成了世界文明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严文明先生称这些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土筑或石筑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注：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也引起了中外历史和考古学者的关注，成为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聚焦点。但不管这些人文景观当初多么辉煌，其文化成就多么显赫，最后都以百川归海的态势，纳入到中原文明的轨道中。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动力，使中国文明走了如此独特的道路。围绕这个课题，学术界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发表了多种不同见解：有的学者强调了中原先进文化因素的作用，（注：吴耀利：《中原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杨育彬、孙广清：《从考古发现谈中原文明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中原文物》2002年第6期。）有的学者强调了中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因素（注：高光晶：《中国国家起源》，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昆叔：《黄土高原，华夏之根》，《中原文物》2001年第3期。），有的学者注意了以中原为中心历史趋势的形成（注：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有的学者注意了文明形成期战争和水患的双重作用（注：韦正、马彬：《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何宏波：《上古洪水传说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堡》，《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李先登：《关于龙山文化的若干问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也有的学者从礼制的角度出发，对周边文化衰亡和中原王朝的最后形成进行解释，认为究其原因是巫术文化的衰微与礼乐文明的勃起（注：许宏：《“连续”中的“断裂”--关于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思考》，《文物》2001年第2期；《巫术文化的衰微与礼乐文明的勃兴》，《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提要集》第8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2001年。），还有的学者通过对文化、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治理洪水等多方面因素分析，提出了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的综合因素作用说（注：李伯谦：《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华夏考古》1995年第4期；曹兵武：《中原史前文化的优势--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札记之一》，《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朱光华：《早夏国家形成时期的聚落形态考察》，《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而另有一些学者则明确指出了中国文明形成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特殊关系，俞伟超先生甚至认为：“如果4000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注：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王青：《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发展》，《东方文明之光》第291页～第29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袁广阔：《从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夏文化的起始年代》，《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1期，2000年1月；王润涛：《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姚义斌：《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史学月刊》1997年第4期。）上述学术观点中，笔者赞同中国文明形成综合因素及洪水两说，因为笔者认为，从整体而言，中国文明从文明因素诞生、发展到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发展阶段。这些文明因素在中国文明形成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对中国文明形成起了不同的促进作用，为中国文明的最终形成作了一个良好铺垫。对于中原地区来讲也同样，毋庸讳言，假如没有黄河流域肥沃而适宜耕种的土地，没有黄土地上深厚的文化底蕴，灿烂的中原文明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位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中国”一词又从何而来；没有原始社会频繁的战争及洪水等问题，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中下游城堡林立的状态又作何解释；而礼乐制度作为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则早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正是前述诸多文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才构成了中华文明绚丽多姿的风采和别具一格的特色，并且为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后关头，却是环境因素对中国文明首先在中原形成起了关键作用，原始社会末期的滔滔洪水，不仅为夏部族的崛起提供了契机，而且为夏王朝的建立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夏部族因洪水而首先崛起，又因治理洪水加之战争等手段完成了由部族向国家的转化，因此要探索中国文明的最后形成，解释考古学上出现的周边开花、中原结果的文化现象，中国历史上有无洪水也就成为考古学界目前应十分关注并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