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阶段，具有动态性、过渡性以及多样性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嬗变过程，这在军事领域也不曾例外（注：参见拙著：《春秋军事史·绪言》，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又可以春秋中期为界，将这一时期的军事活动划分为前后不同的阶段。这在战争观念上，就是对西周以来的“军礼”传统的逐渐突破。即由“以礼为固”向“兵以诈立”的过渡，由重“偏战”（各占一面相对）的“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演变为“出奇设伏、兵不厌诈”。在作战方式上，则是由春秋前中期车战的全盘逐渐向春秋晚期步战的重新崛起演进，车战战术日趋复杂多变，军阵趋于成熟并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一、古典“军礼”传统的延续
    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方面，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与制约具体的军事行动。《史记》等文献所提到的“古司马兵法”，便是记载、保存有关“军礼”（亦称“军法”）的主要载体。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宗旨已遇到很大的冲击，这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尖锐批评言辞中可以窥见一斑，如舅犯（即狐偃）就曾认为“繁礼之人，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子鱼也强调：“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注：参见《韩非子·难一》、《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但是从总体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这里可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
    在公元前597年爆发的晋楚邲之战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注：《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当两军阵上致刃交战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方的一番奚落，这在今天看来，未免是太不合乎情理了。然而在当时，这恰恰是战场上贯彻“军礼”的必有之义，并不怪诞。
    又如，在公元前575年发生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楚、郑联军战败，晋军实施战场追击，“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弗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注：《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交战中，都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而让敌手逃逸。不仅如此，郤至本人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注：《左传》之《宣公十二年》、《成公十六年》、《成公十六年》。），回报以礼物和慰问。这实在有些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郤至等人道德境界高尚，而不过是他们忠实地遵循“军礼”的规范行事而已。《国语·周语中》明确道出了这一点：“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晋国之政，楚、越必朝。”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总的来看，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这残酷的一面以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的温和一面。即便是在铁血残酷较量那类战争中，也并不缺乏崇礼尚仁的特色，这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现象（注：《孟子·离娄上》。），是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当时战争更多的是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基本宗旨，因而军事威慑多于会战（注：《孙子兵法》所云“伐交”便是典型的军事威慑之法。其本义是通过布列阵势，显示强大实力，震慑敌人而逼迫其退缩或降服，它是三代与春秋前期通行的“观兵”威敌之法的理论总结与升华（参见拙文：《孙子“伐交”本义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1辑）。）。换言之，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成为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当时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战争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比较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当时军事行动中的重要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43年，参与战争20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他品德与功业的缘由（注：齐桓公“重战”而不黩武的行为方式，合乎儒家“义战”的理念，故孔子表彰他“正而不谲”，孟子对他亦推崇备至，云：“五霸桓公为盛”。）。
    应该说，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这在《左传》中有很多的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隐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子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左传·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像公元前770年，屈瑕率领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公元前571年，晋、宋、卫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