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暱，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性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注：《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而任何不遵循这一原则的做法，均被视为是违背“军礼”的行为：“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曰：“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可谓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本特征的很好的概括和揭示。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当时指导战争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
    第一，战争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司马法·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上述例子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注：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
    第二，军事行动有“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军事行动中贯彻“礼”、“仁”一类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注：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都是本“礼”宗“仁”的意思。郤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曾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注：参见《周礼·夏官·大司马》、《司马法·仁本》。），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重要原则之一。覆按史实，信而有征，《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士匄侵齐，闻丧而还，礼也”。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许多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司马法》、《左传》、《谷梁传》、《公羊传》中均有相当具体的反映。《司马法·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司马法》又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谷梁传·隐公五年》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这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司马法》、《谷梁传》或宋襄公“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视为其对古军礼的申明和执著。故《淮南子·汜论训》有言：“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古”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即通过武力威慑或有限征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迫使其他诸侯臣服于自己。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这在《左传》等典籍中有着充分的反映。《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层意思。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行动纲领就是《司马法·仁本》所说的：“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公元前529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礼也。”（注：《左传·昭公十三年》。）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的真切含义（注：《论语·尧日》。），终于藉此而昭白于今了。
    历史表明，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春秋前中期的战争，就是在“军礼”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但是传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军事领域中的旧“军礼”传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冲击，无可避免地要一步步走向式微。
    二、“诡诈”为特色的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
    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旧礼制的束缚，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首先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的根本性进步。
    新的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范围尚较为狭小（注：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七百乘而已。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战争的胜利主要靠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晚期之后，随着“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成分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加上弓弩的改进，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故使得作战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带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以著名的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情况、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堙其沟池，攘夺其牲，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即是形象的描述。
    但春秋晚期战争上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用班固的话来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书录》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