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于阵形的发展，部队交战时的机动性增强，反映在进攻的方式上，就是速度加快，攻击力加强。具体地说，即由原来的保持阵形，徐缓推进，所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注：《尚书·牧誓》，亦见于《史记·周本纪》。）；“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注：《司马法·天子之义》。），向快速进击的方向过渡，出现了“疾进师，车驰卒奔”、“车骤徒趋”的局面（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周礼·夏官·大司马》。）。
    其三，出现了初步的野战防御方法。在这一时期，次军（军队屯驻）已设营垒。这些营垒一般都设有障碍物，能够阻碍或迟滞敌方战车的冲击，即所谓“深垒固军以待之”，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使己方避免不利条件下交战的防御作用。
    其四，战术观念逐渐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主要表现为早期战争重信轻诈的传统遭到一定的冲击，“不鼓不成列”的惯例开始受到怀疑，并趋于没落，乘对方尚未列好阵形就发起攻击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一点，前文中已论及，兹不赘述。
    其五，战车阵地战逐渐开始运用多种较为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包括有迂回侧后，攻其不虞；出其不意，晦日进兵；欲取先予，乱敌阵形；避实就虚，由弱及强；诱敌冒进，侧翼夹击；巧妙设伏，大创聚歼等等（注：参见《中华文明史》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11页。）。
    2.军阵的进步
    春秋时期的各种大的军事行动无不与阵联系在一起。所以要知道当时战术的发展，不能不考察当时军阵的有关情况。
    所谓“军阵”，就是指军队在投入战斗时，根据地形条件、敌我实力等具体情况而布置的一定的战斗队列和队形，从最基础的一卒、一伍、一列开始，一直到全队、全营、全军，都做到“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注：《司马法·严位》。）。这种一定的排列与布置，就是一定的“阵”。要言之，军阵就是各种战斗队形的排列和组合。每一次作战，也就是以自己一定的阵式去冲击敌人的阵，或以自己的阵去迎击敌人一定阵式的进攻。
    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的数量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军阵”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善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页。）。这表明，在交战中，整齐而适当的队形是将士们相互依托作战的基本要求，勇敢者或怯懦者都不能独自前进或后退，它有力地保证了战斗的胜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军事家都高度重视军阵的布置和运用，提倡“阵而后战”，强调军队在行军、作战时均要严守既定的阵形，以充分保障整体作战优势的发挥。
    春秋时期战争频繁，这一客观形势使得当时的“军阵”日趋进步。这表现为“军阵”名目繁多，形式复杂，实战效益突出，遂成为古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个显著标志。
    第一，从军阵的基本形式看，春秋时期的军队，无论是步兵，还是车兵，基本上都采用“三阵”或“五阵”。所谓“三阵”，是指中军和左翼、右翼三部分相配置的宽正面横向阵形，一般以中军为主力，以两翼相配合。繻葛之战中，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注：《左传·桓公五年》。），就是一种典型的“三阵”。其他像《左传·文公十年》载楚子与宋公、郑伯田于盂诸，楚子居中，“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城濮之战，楚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子西将左，子上将右”，晋国原轸、郤溱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将下军，其采用的阵势也都是“三阵”。到了春秋晚期，“三阵”仍相当流行。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上列三个万人方阵，越王勾践在破吴笠泽之战中“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注：《国语·吴语》。），就是明显的例子。
    所谓“五阵”，是由“三阵”发展而来的。这在春秋期间也趋于不断的完善过程之中。最早它当属于是一种行军阵法，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名曰“荆尸之阵”，“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即系一个由开路的先锋军、保护兵车的右军、搜寻粮草的左军、主力中军和殿后的精兵所组成的“五阵”。其他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所载的齐军行军队形，也明显是以“前、后、左、中、右”为结构的“五阵”。
    但据现存史料分析，“五阵”在春秋中期以前并不流行，它在当时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行军队形，而并非作战阵形。它在春秋后期的发展，主要与步兵的重新崛起有关。魏舒毁车以为行，大败无终戎及群狄于太原，其采取的步兵军阵就是“五阵”：“为五阵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注：《左传·昭公元年》。）这可以说是“五阵”实际应用于作战的重要标志。所以说春秋时期的“军阵”，有一个从“三阵”独盛到“三阵”、“五阵”并行的演变过程，而它又与步、车战的递嬗相同步。
    除“三阵”和“五阵”以外，当时也有仅以左、右相配置的阵形。如公元前704年速杞之战中，楚军即仅排列左、右两阵。至于最基本的单一阵形，在此时期的小型战斗中仍有使用。但它们都不是当时军阵的主导形态。
    第二，在传统的上、中、下（或称左、中、右）“三阵”内部，也根据客观战争状况的变化，而有了必要的战术编队调整和改进，从而加强了车步兵的战术协调，提高了军阵的实力。繻葛之战中的“鱼丽之阵”，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据《左传·桓公五年》记载，鱼丽阵的特点是“先偏后伍，伍承弥缝”。杜预注云：“《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五人为伍。”可见，其阵是以25辆战车组成一个战斗单位，而将以伍为单位的徒兵疏散配置于战车之间，其位置稍居后。这就是在“三阵”框架内的车步配置的局部调整，它很好地发挥了车、步协同作战的能力，为郑军击败周王室联军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其他如以15乘兵车为一偏，两偏为一卒；或以50乘兵车为一个战斗单位，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这种阵内战术单位的调整，使得战阵中的车与徒卒的配置更趋合理，反映了车战阵形的进步。其基本特征是，逐渐抛弃了西周和春秋初年步卒居前列的配置方式，而将步卒分散在战车的两侧和前后方，以加强步卒掩护战车和在四个方向上机动作战的能力。与之相适应的是战车多采用疏散的队形，方阵作错落有致的纵深配置，这样就增强了抗击敌军进攻的能力，同时也便于战车调动，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从而为快速进攻和追击创造了条件。用于追击的战斗队形在这时也产生了。它通常是在追击中迅速将军阵展开成“角”的形式，从两侧对敌军战车和步卒实施包抄，阻止敌军逃逸，达到聚而歼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