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诡诈奇谲为特色的战争指导现象，在春秋前中期的一些战例中即已露出端倪。例如郑卫制北之战中，郑军正合奇胜打败燕师，就既是迂回作战，也是兵分奇正而用的先例。又如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庄公善察敌情，集中优势兵力攻敌虚弱之处，赢得作战胜利。再如晋借道灭虢吞虞之战，晋以“借道”为名，行攻伐之实，一石二鸟，兼并对手。另外像郑抗北戎之役中的设伏诱敌，齐、鲁长勺之战中鲁军的后发制人，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军晦日用兵，出其不意，先敌列阵，夺取主动等等，都无不充满了作战指导上的诡诈特色。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大量“军礼”笼罩下的军事行动相比，这类战争指导在当时并不占据主导的地位。
    到了春秋晚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遂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南方地区吴、楚、越诸国之间的几场大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一）公元前570年，楚令尹子重遣邓廖率组甲三百、被练三千进攻吴国。吴军利用楚师轻敌疏忽的弱点，进行截击，大破楚师，擒获邓廖，并乘胜进击，夺取驾（楚地）。
    （二）公元前560年吴楚庸浦之战中，楚军诱使吴师深入预先设伏地区，突发伏兵，大破之。
    （三）公元前548年吴楚舒鸠之战，楚军运用诱敌推进，尔后进行内外夹击的战法，战胜吴军。
    （四）公元前525年，吴楚长岸之战爆发。吴军初战失利，吴王乘船“余皇”落入楚军之手。吴公子光为夺回“余皇”，先派人潜伏在“余皇”附近，夜间派人袭击楚军并高呼“余皇”，潜伏者轮番呼应，造成楚军大乱，吴军乘势发动全面进攻，大败楚军，夺回“余皇”。
    （五）公元前508年，楚囊瓦率军伐吴，进至豫章（今大别山以东、巢湖以西，淮南、江北一带）。吴军伪示怯战之意，故意将大量船只集中于豫章南部江面上，示以守势；而同时暗将主力潜伏于巢（楚邑，今安徽桐械、安庆一带）地附近。囊瓦中计，误以为吴军尽在江上，对陆上方向松懈戒备。吴军乘机从侧背突袭楚师，大破之，并乘胜攻占巢城，俘楚大夫公子繁。
    （六）公元前482年，吴越姑苏之战进入最后阶段，是役中，越王勾践同样是采用战略突袭的手段，乘隙蹈虚，一举攻克吴都姑苏（今江苏苏州市）的。
    其他诸如吴楚鸡父之战、吴越槜李之战、吴越笠泽之战等等，亦多运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在这里已很难看到过去中原争战中所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敌君必下、“免胄而趋风”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不仅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论建树方面。这方面孙子、伍子胥、范蠢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主要的代表。《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立，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郑友贤有言：“《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注：《十家注孙子遗说井序》。）就是对这种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子基本相一致。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注：《左传·昭公三十年》。），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范蠡主张“随时而行，是谓守时”，提倡“得时无怠，时不再来”（注：《国语·越语下》。），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它们来源于春秋晚期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同时进而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晚期的军事活动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
    三、车步作战战术的发展
    春秋时期是我国古代车战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步兵的重新崛起阶段。与这一作战方式演进的历史趋势相一致，当时的战术也不断由简单变为复杂，由幼稚走向成熟。这主要表现为车战战术的发展、军阵的进步和独立步兵灵活战法的推广。
    1.车战战术的发展
    车战是春秋时期作战样式的主流，在前中期尤其如此，它作为典型的阵地作战，特别适合于当时争霸战争的中心地带--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从《左传》等典籍所反映的史实来看，一场车战一般经历四个过程：（一）次，或称军、舍，即敌对两军，先扎营驻军，准备约期会战。即《孙子兵法·军争篇》所说的“合军聚众，交和而舍”。（二）致，或称致师。即以单车或少量部队对敌进行挑战。（三）阵，即列阵。即所谓“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阵也”。（四）战，即两军展开决战，以定胜负。交战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先敌发动进攻，迫击敌阵；二是固守阵形待敌来攻，长勺之战中鲁军的作战指导即如此；三是双方同时发起攻击。通常来说，当时的车战时间持续并不长，几个时辰，最多一天就见分晓。只有极个别情况是当天未决胜负，夜间暂行休战，以等待次日再战。
    但这仅仅是车战的一种方式，实际上车战战术在春秋时期是有相当的进步的。
    首先，车战阵形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不但表现为交战双方已较普遍地采用了三军阵、五军阵，而且也表现为军阵内部车、步兵力配置，战术协同，武器装备配置，实施机动等方面日益合理化。这保证了战斗力的充分发挥，使车战战法进入了新的更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