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洪水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且又存有争议的问题，洪水问题与中国文明形成关系密切，我国在原始社会末期是否发生过洪水，非常有必要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依笔者浅见，目前涉及洪水问题的资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成果；2.环境科学研究成果；3.田野考古发掘资料。
    第一方面，我国古代文献中不仅有关于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发生洪水的记载，而且时代相当明确，洪水的发生初始于尧时，先秦文献《尚书》、《孟子》等书中都有关于尧时洪水状况的记载，如《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等，都是对当时洪水状况的描写。我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洪水？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根据文献记载对洪水问题进行过详细考察，他通过对洪水传说性质、洪水发生地域等问题分析研究，不仅认为有关洪水的传说并非捏造的神话，而且明确指出：“我国洪水发生的时期相当明确，大约不出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后期。”（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128页～第131页、第16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也对洪水问题颇为重视，曾翻译过一篇研究世界各地洪水传说的译文，文中认为：“这种可怕的泛滥故事虽然差不多一定是虚构，但在神话的外壳下面许多可以包藏着真正的果子，这不但可能，而且是近乎真实的；那就是，它们可以包含着若干实在扰害过某些地域的洪水的回忆。”（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第26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孙淼先生在研究夏商史时，也关注了中国上古史上的洪水问题，尤其是对大禹治水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关于大禹治水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秦公簋、叔夷钟铭文，现存《诗经》中也保存有很多歌颂大禹治水的诗篇，此外许多先秦古籍如《尚书》、《墨子》、《论语》、《孟子》、《国语》、《左传》、《楚辞》、《山海经》、《荀子》、《韩非子》、《管子》、《庄子》、《吕氏春秋》等文献中也都记载了关于大禹治水的事迹，其中以《孟子》、《尚书》和《墨子》的记载较为详细。他同时指出：“这次洪水的规模并不小，因此，在历史上，它给人们留下了长久的记忆和深远的影响。”（注：孙淼：《夏商史稿》第158页～第159页、第163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徐旭生先生也对大禹治水的传说作过考证，认为：“大禹治水是我国最古的一个传说。战国时百家争鸣，各家都没有怀疑过这个传说。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当曰不可能。可是埃及在四千年前就曾开辟过一个周围约二百公里的大人工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挖掘运河网。为什么大禹还在他们之后千余年，就不能开挖这类工程。”（注：黄石林：《徐旭生先生在历史学上的贡献》，《考古》1981年第4期。）上述的研究成果表明两点：1.关于洪水的传说我国先秦文献均有记载，洪水发生于尧、舜、禹时期，其中尤以大禹治水的事迹最为显著；2.我国前辈学者多相信古史记载有关洪水的传说，因此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对洪水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后深入探讨洪水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当然，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因篇幅有限，本文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第二方面，环境科学研究成果。其成果又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环境研究本学科的成果，第二部分是环境研究和考古发现相结合研究成果。前一部分，研究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的施雅风、孔昭宸等学者，曾根据20年来有关大暖期的地层、孢粉、考古、古土壤、古湖泊、古海岸等大量资料的研究，提出在距今8500年--3000年间，中国存在着一个全新世大暖期，并认为其中“4KaBP前后为一多灾的时期，在敦德冰心记录曲线中出现较宽浅的冷谷，甘肃齐家文化遗址气温和降水突然下降，农业北界南移了1度。中国东部有传说中历时数代的灾难性的大洪水可能导致龙山文化与良诸文化的结束。回顾20年前竺可桢（1972）以3.1KaBP为中国暖期的结束，是基本正确的”。（注：施雅风主编、孔昭宸副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9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这段话的意思是，首先学者们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提出了中国大暖期气候的客观存在以及期间对考古学文化变迁造成的影响，其次是赞同20年前竺可桢先生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研究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观点，（注：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认为与他们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后一部分为环境研究和考古发现相结合而作出的研究成果。其中研究黄河中游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气候环境变迁及古代相关文字记录的学者认为：“从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之间，黄河中游地区可能有一个时间较短暂的相对较干旱时期，然后，在龙山文化时期，则出现一个多雨时期。这个多雨时期，在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区，即晋南地区，可能表现为多暴雨洪水。”（注：王守春：《黄河流域气候环境变化的考古文化与文字记录》，《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75页～第184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另有研究我国全新世高温期环境与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状况的学者，通过对黄河中下游、长江三角洲、青藏高原等地区环境变迁对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不仅注意到了气候变迁对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古代文明的发展等问题的密切关系，而且也注意到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几乎都是在4KaBP前后消失的，认为这场大洪水在传说和古文化遗址中均有明显的表现，“应该说这次大洪水是全球的一次气候突变”。（注：施少华：《中国全新世高温期环境与新石器时代古文化的发展》，《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85页～第191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从以上的研究情况可以看出，气候与环境研究方面的学者不仅相信、承认中国远古历史上曾发生过大洪水，而且学者间对洪水发生的时间还有一个比较一致而明确的认识，即距今4000年前后。
    第三方面，田野考古发掘资料。目前洪水迹象在考古学上最直接的例证是河南辉县孟庄龙山城址的发掘，发掘者认为：“最能表明孟庄龙山城址毁于洪水的证据是西墙的中段，该墙中北部有一大的缺口，已探出部分15米宽，从已发掘的T128看，原有的龙山城墙夯土已全部被洪水冲掉，且洪水在该探方内下切入生土达1.5米左右，由西向东伸去。冲沟内的淤土中包含有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陶片。”（注：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中原地区同时期已发掘遗址中有明显遭受洪水袭击现象的还有登封王城岗遗址、山西陶寺龙山城址，黄河上游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梁星彭、严志斌：《陶寺城址的发现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的学术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叶茂林、王国道、任晓燕、蔡林海、张小虎、何克洲：《民和喇家遗址发现地震和洪灾新证据》，《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15日1版。）其次，就是一些从考古学文化面貌变化研究环境变迁例证。如有的学者在研究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时，就注意到了鲁西、豫东一带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的出现，认为应与当时周围地区属于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人群的流动或迁徙有关，而人群的汇集与流动则与频频出现的水患息息相关，指出大禹治水的传说故事，或许是打开这一地区所谓“混合类型”或“混合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注：韩榕：《海岱文化刍议--关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研究》，《中国考古学论丛》第72页～第82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有些学者在探讨良渚文化突然衰亡原因时，也指出良渚文化的消亡与当时的温度降低和大洪水或者说环境发生突变有密切关系。（注：王富葆、李民昌等：《太湖流域良渚文化时期的自然环境》，《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第300页～第305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还有的学者在探讨孟庄龙山城址的毁因时，也发现了一些与洪水有关的重要考古文化现象：一是孟庄遗址在龙山文化以后出现断层，基本上是百年后才有人居住，而且类似孟庄遗址的情况在太行山以东、海拔较低的华北平原、山东沿海地区都是如此；二是测年及中原地区龙山晚期考古学文化特征的一致性表明，中原、晋西南及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消亡的时间几乎是同时的，能使如此广大范围内的考古学文化在同一时间消亡的原因同样也应该是洪水。（注：袁广阔：《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考古》2000年第3期。）这个结论和前面环境考古研究的结论基本一致。80年代以后，随着环境考古研究工作的日益展开，学界已明确意识到环境因素在史前文化发展进程及探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公元前4000年前后，我国是否发生过一场史载罕见的大洪水，对解决中国文明形成问题和研究传说时代历史至关重要。洪水问题需要一系列证据，尤其是考古学上的证据，虽然前述研究成果无论是文献资料、环境研究及考古发掘都论证了中国远古确实存有洪水，但这仅仅是研究工作的起始。洪水问题既是研究中国传说时代历史、解决中国文明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更是解释考古学上出现的周边开花、中原结果文化现象的-个关键问题，希望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