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老子》和郭店楚简《老子》在文本上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今本《老子》第19章作：“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段文字在郭店楚简《老子》中发生了变化，作“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虑，民复季子”（注：“绝伪弃虑，民复季子”，各家释读不一。参见裘锡圭《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关于“绝伪弃诈”》，《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这一变化，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今本《老子》所提倡的绝弃“圣、智、仁、义”，在郭店楚简中被“智、辩、伪、诈”替代了，这使得道家与儒家在伦理观念上的一些根本的分歧点不复存在。文本的变化也使得《老子》的解读更为复杂，使得老学的研究更具有挑战性。
    楚简《老子》认为只有绝弃“智”“辩”“巧”“利”“伪”“虑”六者，百姓才能得到更多实惠，才能消除产生盗贼的根源，才能使人恢复纯朴的本性。上引楚简《老子》使用了三个相同的句式，即“绝X弃Y”，三个句式中的X与Y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理解，但以脱离具体的历史语言环境，以今人思维方式猜度古人的成份较多。如果要还原楚简《老子》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具体考察楚简《老子》产生的时代及所用语汇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含义，而不能以今度古。
    楚简《老子》所说三组“绝X弃Y”，非常简洁精炼，没有补充的说明与解释文字。正因其过于简洁，所以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我认为，要正确理解楚简《老子》所说的三组“绝弃”必须考虑三个原则性的问题：其一，在三组“绝X弃Y”中，X与Y不是随意搭配的，二者必然有着内在的意义联系；其二，在“绝X弃Y”之后出现的“民利百倍”、“盗贼无有”、“民复季子”与对应的“绝X弃Y”之间有着内在的意义联系；其三，在“绝X弃Y”中，X与Y在先秦时代的特定语言环境中有着特定意义，并非泛泛而论，而是特有所指。基于以上三点考虑，再考察楚简《老子》所说的“绝X弃Y”，我们发现，三组“绝X弃Y”各有侧重，“绝智弃辩”立论的重心是政治问题，“绝巧弃利”立论的重心是社会问题，“绝伪弃虑”立论的重心是个人（心性）问题。
    一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绝X弃Y”：“绝智弃辩，民利百倍。”
    “智”与“辩”在先秦文献中成对出现时，一般是指从士人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智士与辩士。《韩非子·六反》云：“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又《韩非子·内储说下》：“郑桓公将欲袭郐，先问郐之豪傑、良臣、辩智、果敢之士。”所谓辩、智之士就是辩士与智士。关于辩士与智士，黄老道家著作《鹖冠子》中有-个解释：“受言结辞使辩，虑事定计使智”（注：《鹖冠子·道端》。）。辩士是指以言辞论辩、交际的士人，智士则是指谋划大事而定计策的士人。辩士与智士是先秦时期从士人阶层中分化出来的，或以言辞论辩政事，或为执政者出谋划策，其目的都是为了依附执政者谋求一定的政治与社会地位。
    辩士与智士由于其对执政者的依附属性，使得他们的人格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先秦时期的学者们对他们颇有微词。韩非子对“智”有-个解释：“险、躁、佻、反覆，谓之智”（注：《韩非子·诡使》。）。唐敬杲说：“险，通‘俭’，利口也；躁，通‘辣’，多言也”（注：唐敬杲：《韩非子选注》，转引自张觉《韩非子译注》，台湾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佻，轻佻。《离骚》“余犹恶其佻巧”注：“佻，轻也。”韩非子认为，花言巧语，吵吵嚷嚷、说话轻佻、经常翻悔而变化无常的人，就是“智士”。黄老道家著作《鹖冠子·近迭》说：“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正之碎智。”鹖冠子所说的“碎智”与韩非子所说的“智”是一致的。“碎”，指说话唠叨，絮烦，如碎烦（麻烦，啰唆）、碎过（说话唠叨且爱挑剔）、碎嘴碎舌（方言，罗嗦；唠叨）、闲言碎语等词语中的“碎”都有这个意思。鹖冠子认为，某个大国（指楚国）君王身边有“碎智”之臣，是导致这个大国由强变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管子·法禁》说：“以数变为智……圣王之禁也。”为圣王所禁的“数变”之智就是韩非子所说的“反覆”了。韩非子说“智士者未必信也；为其多智，因惑其信也”（注：《韩非子·八说》。）。智士因其多智，所以容易反复无常，不讲诚信。《庄子·徐无鬼》说：“知（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可见，智士以“思虑之变”为乐事，“变”就是反覆多变，没有诚信可言。
    由上可见，先秦时期的智士普遍具有言辞琐碎，不讲诚信，反复多变的特点，因而受到道、法学者的抵制与反对。道家中的黄老学派与庄子学派反对最为激烈。《文子·道原》提出：“依道废智。”《黄帝帛书·十六经·成法》则说“滑（猾）民将生，妄辩用知（智），不可法祖。”《庄子·月去箧》：“天下大乱，罪在于好智”，更是将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于智士。黄老学派和庄子学派的反智思想根源，往上溯都直接指向老子。老子所说的“绝智”，就是指要绝弃智士。有学者以楚简《老子》“绝智”而推论老子主张绝弃智慧，主张回到原始无知的状态，这种解释是无论如何讲不通的。老子本人及其学说本身就是智慧的化身，如果说老子倡导绝弃智慧，无异于说老子倡导绝弃“自我”，这不是老子对自己及其学说的背叛吗？再说，以老子之智慧，应该能够认识到，人类心智的发展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能被绝弃的。如果说老子要绝弃的是一切的聪明与智慧，而主张回到原始的智慧未开的时代。这种说法未免把老子看得太没有觉悟。
    辩士是以言辩为特长的士人。先秦时期，辩士“受言结辞”为执政者效劳。受辩士言辩之风的影响，先秦社会言辩之风日盛。《列子·汤问》载：“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连小儿也辩论天文，固当不是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盛行论辩之风的一种直接反映。
    对于言辩之风，儒道墨各派看法互不相同。墨家是赞成言辩的一派。《墨子·经说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墨家认为凡事可以通过言辩来判明是非，对于治理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墨子·小取》：“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因此，墨家把辩士视为国家的珍稀人才。《墨子·尚同上》就说：“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儒家的荀子对言辩之风也发表过看法，但荀子对“辩”明显持折中的看法，即不贬不褒，只要所辩的内容符合儒家的规范就行了。《荀子·非相篇》：“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对于“不合先王”“不顺礼义”的言辩，君子才不会去理睬，但如果所辩之言做到了“合先王”“顺礼义”，君子理当采信了。
    道家对于言辩的态度与墨、儒两家都不相同，所持的是强烈的反对态度。《文子》提出“不贵其辩”（注：《文子·上仁》。），主张“息末辩之说”（注：《文子·上礼》。）。《庄子·缮性》说：“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不以知穷天下，不以知穷德，危然处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为哉！”认为言辩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作为，重视言辩是十分危险的。《庄子·徐无鬼》：“知（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於物者也。”智士喜欢思虑多变，辩士喜欢言谈的逻辑有序，察士喜欢言辞尖锐，这些人都被外在事物所束缚，因而不可取。辩士最先是为执政者辩论政事，此风很快影响到学术界。《庄子》中所说的“儒墨相与辩”、“以坚白同异之辩”等都是指学派门第之间的言辩。“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注：《吕氏春秋·察今》。）。先秦学术论辩中的这种畸形现象，在汉代被形容为“曲学多辩”，这可能是道家主张“息辩”的原因之一。
    《文子》向被认为是“老子之义疏”，由《文子》的“息辩”联系到楚简《老子》“弃辩”，二者应该是相通的。楚简《老子》的所弃之“辩”，就是要绝弃“言利辞倒，不求其实”的辩士。
    在“绝智弃辩”之后，楚简《老子》接着说：“民利百倍”。智士反复多变，没有诚信，而辩士又言利辞倒，不求其实，这两种人依附于执政者，都会对政治的安宁与社会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给百姓带来灾难和损失。故而老子认为，只有绝弃了智士与辩士，才能使国家的政治走上正途，从而给百姓带来更多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