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 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 的一些变化则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和“冲击-回应 ”模式。（注：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paradigm）首见于Ssu-yu Teng（邓嗣 禹）and John K.Fairbank（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s,1839-192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又见于多次再版、流传甚广的Paul H.Slyde and Burton F.Beers,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and the Eastern Response,1830-1965,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4[th] .ed.1966.）近二三十年，在美国兴起了一种反对欧洲中心论的思潮，在欧洲和日本也有 响应，并渐形成巨流。其中主要的著作有：
    198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P.A.柯文教授出版《在中国发现历史》（注：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中译本《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 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模式 和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人们夸大了帝国主义侵略的作用，鸦片战争 后中国发生的变革主要是内部因素所致，要求从中国本身发现自己的近代史。
    1997年国际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A.麦迪森教授发表《中国经济的 长远未来》（注：Augus 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中译本《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按购 买力评价估计1700年到1820年欧洲的GDP增长了2.25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2.3%增为2 6.6%，同时期中国的GDP增长了2.76倍，占世界GDP的比重由23.1%增为32.4%，优于欧洲 。这以后，中国的GDP大幅度下降，1952-1978年仅占世界GDP的5%。但改革开放以后迅 速增长。可望于二三十年后超过欧洲。
    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王国斌教授出版《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 限》（注：R.Bin Wong,China Trasformed: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 opean Experience.Con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中译本《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 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经济变化 、国家形成，社会抗争三个方面对中国与欧洲作了比较研究。认为中国与欧洲的经济都 是按照斯密型动力发展的，到1800年左右也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的制约。而这时，由 于美洲殖民地的开发和矿物资源的利用，西欧经济转向由城市工业型动力推动，中国就 显然落后了。
    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的A.G.弗兰克教授出版《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注 ：Andre 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98.中译本《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 国。中国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出口竞争力，以致能吸收一半世界生产的白银。欧洲正 是在亚洲进入周期性衰落之际，利用白银贸易，“爬上亚洲的肩膀”，成为世界经济中 心的。而到今天，世界经济中心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
    2000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K.彭慕兰教授发表《大分流》（注：Kenneth Pomeranz,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World Economy.Princenton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大分流：欧洲、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即出）。），认为1800年以前是个多元世界，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 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有了实际意义。欧洲之首先实现工业化 不是由于欧洲传统文化及制度上的优越性，而主要是两个颇具偶然性的因素造成的：一 是英国的煤矿恰好位于经济核心区，一是美洲殖民地的发展，后者尤为重要。
    这些著作在国外和中国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至争辩，发表了大量论述，形成一大高 潮。所讨论的问题，目前尚难定论，本文只是对上述学者在研究中提出的历史观点和方 法论作些评论，统名之曰新思维。
    一、中心论问题
    讨论中心论应区别两种含义：一是世界经济中心，一是所谓历史中心。在海运和贸易 发达、各国经济交往频繁以后，最强大的国家或地区会形成一个世界经济中心，这是很 自然的事情，是不能否定的。至于历史中心，说人类文化或文明历来都是由一个中心传 播或主宰，乃是哲学上的一种虚构，自当摒弃。不过，我们所讨论的19世纪流行的“欧 洲中心论”，不仅是指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且包含了西方历史中心和西方优越论的思想 ，因而是需要辩清的。
    所谓历史中心论是一种文化一元论。它源于柏拉图，明确于基督教教义，经18世纪唯 理学派论证，而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乃是绝对精神即世界理 性的逐步展开。它由东方民族经希腊、罗马民族，到日尔曼民族即普鲁士王国而完全实 现。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多元的，但在历史上是一元的，因为只有他们是“世界历史民 族”，他们的民族精神（文化）“具有绝对权力成为世界历史当前发展阶段的担当者”， 而同时存在的“其他民族精神是无权的”（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 961年版，第354页。），不能体现世界理性。这种历史或文化中心论曾受到多方面的批 判。历史学家0.斯宾格勒认为历史上各文明民族的文化是平行的，并且是等价的。民族 间有文化交流，但不改变民族文化本质。“我们赞美一种外来的思想”，但“实际上是 对这种外来思想的性质的改变”（注：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 版，第155页。），然后予以吸收。这是有道理的，如中国吸收佛教思想改变成禅宗。A. J.汤因比研究了古今21种民族的文明，也认为这些文明是同时代的和价值相等的，没有 一个中心。他指出当代所称“西方中心”是由于“西方文明用它的经济制度之网笼罩了 全世界”，于是错误地“又来了一个以西方为基础的政治统一”（注：汤因比：《历史 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52页。）。当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I.柏 林提出，各种文化是不可通约的，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当然也没有一个中心。同 样著名的S.P.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既是冲突，自无中心。反对派L.米勒著《文明 的共存》，同样没有一个中心了。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本来是差异的、多样化的，先 进和落后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乃至专门提出“非中心化”（decentering）的理论。历史 学家M.福柯就是非中心论的代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