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流行的欧洲中心论应予适当批判，但为此又提出一个中国中心论则没有道理。 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译成中文版时加上了一个原本没有的副标题：“中国中心 观在美国的兴起”，这是个误解。柯文的书以讲政治、文化和民间社会为主，只第三章 讲经济。他探讨了近代中国发生的大事，如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同治改良主义运动等 ，认为虽然受到外国思想影响，但从其动机和对象说都是国内的。他专门考察了龚自珍 、王韬、魏源、梁启超，认为他们的改革思想的根源主要还是本土的。孙中山是受西方 教育最多的，而黄兴则否，整个辛亥革命并不是“现代”战胜“传统”，而是中国社会 本身的政权之争，绅士和民间社团是主要支持力量。洋务运动是受西方经济的冲击而来 ，但限于沿海城市，从广大内地和下层民众看，西方的冲击力是有限的。柯文著作的最 后一章标题是Toward a Chinese-centered History of China”，但不是“中国中心观 ”。他屡次提出要注意中国内部的能动因素，要以“中国为中心的思路”（Chinesecentered approach），找出中国自己的“故事线索”。在西方史学界中，这是 一种新的历史观。我读到柯文的原书后，就写了一篇《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的内部和外 部因素》（注：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 15-125页。）。1987年在武汉召开的对外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并以“内 部和外部因素”作为议题之一。
    弗兰克的《再现东方》是大声疾呼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同时他又构造了一个中国中心 论。他主张从世界经济体系来研究中国与西方经济关系，这是个很好的观点。前此，已 有两部用世界观点研究经济的三卷本巨著，即1981年F.布罗代尔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 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注：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 资本主义》，三联书店1996年版。但弗兰克批判的是1929年出版的第一卷Civilizationand Capitalism,15-18 Century.），和1889年I.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注：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都很值得一读，虽然布 氏对中国的论述不免误解。布罗代尔是讲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心由意大利城邦国家转移 到荷兰共和国，又由荷兰转移到英国，再由英国转移到美国，这当然正确。沃勒斯坦是 拉美学派，用中心一半边缘一边缘的理论说明欧洲与拉美等落后国家的不等价交换，也 是有道理的。弗兰克原属拉美学派，曾盛赞沃氏著作。但在1998年的《再现东方》中他 改变了主意，批判沃氏，认为16-18世纪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不仅如此，他还提出丝 绸之路，与人合写《五千年世界体系》，中国又变成为历史中心了。
    就16-18世纪而言，中国经济繁荣也许领先于世界，至少不逊于欧洲。但认为中国是 世界经济中心则缺乏实证。弗兰克的主要依据是欧洲用得自拉丁美洲的白银购买中国的 茶、丝绸、瓷器等，以至17、18世纪世界生产的白银约有半数流入中国，因而他的书在 出中文版时改称《白银资本》。这个论据是难以服人的。我曾对白银问题作过一些研究 （注：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30-233，275 -287页。）。据我看，弗氏对实际流入中国的白银估计偏高。并且，这时期中国吸纳的 外国白银只是供国内货币和银饰之用，中国并未实行重商主义，流入的大量白银没有像 欧洲那样引起物价革命，也没有大量转化为资本。还有，最大量的白银流入是在18世纪 后期，占两个世纪流入总量的一半以上，而据弗氏说，这时亚洲经济已进入衰落，中国 也面临着急剧的失序了。
    二、中西比较研究
    这个时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欧洲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社会，而中 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单批判欧洲中心论无济于事，还是要切切实实对中西经济作比 较研究。麦迪森、王国斌、彭慕兰都是把重点放在比较研究上。
    比较研究一般有两个方面：一是比较双方的人口、资源、生产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 状况，哪方更富裕些。一是制度性比较，即双方政府，经济组织、社会精英等的作用， 哪方更先进些。这种比较的困难在于中西的文化和价值观不同，没有一个共同的评价标 准，没有一个综合的指标。麦迪森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是用GDP来衡量，这是个 很好的客观标准。但在18世纪以前，无论中国或欧洲的GDP都无法精确计算，麦氏自己 也说这只是guestimate（美俚语瞎猜）。事实上，他对宋代GDP的增长估价甚高，而对128 0-1820年的估计则是以人均产值不变的假设为基础的，也就是明清经济停滞的观点。1 947年他的著作正式发行前，麦迪森曾来华讲述，我作为评论员之一，曾指出这一点。 不过，他的著作主要是讲1952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GDP，都是无可非议 的。
    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在比较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上都有重大突破。过去，西方学者多半是以欧洲的经验为标准，考察中国缺少了什么， 或者多了什么阻力，以至没有发生工业革命。这就把欧洲的经验作为一种普遍的模式， 各国工业化过程都要走欧洲同一道路。王国斌批判了这种决定论或逻辑实证论的历史观 ，指出欧洲的工业革命正像发现新大陆（工业革命最重要的条件）一样，并不是历史的必 然，毋宁是带有偶然性的事件。于是，他提出另一种比较研究的思路，即一方面以欧洲 的经验来评价中国的历史，另方面以中国的经验来评价欧洲发生的事情。通过比较主体 与客体的转换，创立新的历史观。（注：这种比较方法是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编的 “国家形成”编中提出的，但在“导论”中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形成” 都适用。）这也就是从具体历史过程（而非抽象模式）的特殊性中找出普遍性的东西。
    经过对中国和欧洲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这是主要的），并17世纪中国农村工业和欧洲 “原始工业化”的比较研究，王国斌得出双方有很多相似性的结论。而最根本的相似即 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是从属于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缓慢增 长。斯密型增长有个理论上的极限，即因人口增加而土地资源有限，终致陷入马尔萨斯 危机。他认为，18世纪中国和欧洲，尤其在双方的核心区即长江下游和英格兰，双方都 已面临但并未达到马尔萨斯危机。而正在这时，欧洲因发现新大陆而扩大了资源的基础 ，这远胜于中国开发边疆所能扩大的资源基础。同时欧洲空前地大量开发矿产能源，突 破了对有机能源的限制，并导致工业机械化。于是，欧洲走向以城市工业或工业资本主 义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中国仍保持斯密型动力的缓慢增长分道扬镳。可见，王国斌是 以经济发展动力为综合指标进行比较研究的。
    在我受托为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中文版作《序》的时候（注：这篇序曾以《中西历 史比较研究的新思维》先发表于《读书》1998年12期。），他还没有增写他书的最后一 章。在他重写的题名“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的这一章里，他进一步发挥了比较史学不 仅是比较异，而且要比较同，要由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去发现实际存在的普遍性的理论。 这实际上是改造了新康德主义的历史观，解决了长期争论的历史有没有普遍规律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