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楚简老子中的第二组“绝X弃Y”：“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我们先来看“巧”与“利”在先秦文献中的一些基本含义。“巧”与“利”是同一个意思，可以互训。《离骚》：“余犹恶其佻巧。”王逸释“巧”为“利也”（注：王逸：《楚辞章句·离骚注》，引自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2页。）。“巧”与“利”在古文献中经常成对出现，如“巧口利辞”、“功利机巧”等。楚简《老子》中“绝巧弃利”也是“巧”与“利”相联而出，不可将此二字割裂开来理解。在先秦文献中，巧与利相关联的一些含义是：
    1.用于技艺，指工巧与利器
    “巧”从工，“工”有精密、灵巧义，巧的本义是指技艺高明、精巧。《说文》：“巧，技也。”《庄子·天道》“刻雕众形，而不为巧。”“不为巧”是指不巧饰，不文饰，不矫饰。《孟子》书中，孟子四次提到“巧”，其中两次是指“工巧”。《离娄上》：“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尽心下》：“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利，从刀，从禾，表示以刀断禾的意思。其本义是刀剑锋利，刀口快。楚简《老子》：“民多利器，而邦慈（滋）昏。”“利器”之“利”用其本义，是锋利的意思。“利器”的“器”不单指武器，也指一切器物。雕刻用的工具，也可称“利器”，如《左传》昭公十七年：“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工巧与利器是相联系的。举凡一切“工巧”，如建筑刻镂，青铜冶铸、丝织刺绣等都需要有相应的“利器”作为工具，可以说没有“利器”无以成“工巧”。前引《庄子·天道》“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刻雕众形”须用“利器”，而“巧”是利器刻雕的结果。《庄子》此句的本义是虽用利器刻雕造型，但不可为之巧饰。
    2.用于言辞，指利言巧语
    《论语》记载，孔子4次提到“巧”字都是指“巧言”，如《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论语·阳货》：“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可见，孔子认为，巧言与儒家所倡导的德、仁都是相对立的，所以说巧言者乱德性，少仁性。“利”由锋利的本义，引申为指言辞尖锐，如“利口”“利辞”“利言”等语汇中的“利”都是用其引申义。“利口”出自《论语·阳货》：“恶利口之覆邦家者。”“利言”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巧与利相关联，组成“利口巧辞”“巧言利辞”“利辞巧口”等词汇，如《史记·仲尼弟子传》：“子贡利口巧辞。”又，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说：“人之巧言利辞者，不有夫诎诎之心则流。”
    3.用于心智，指功利与机巧。
    《孟子》中四次提到巧，其中两次是指心智之机巧。《孟子·尽心上》：“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孟子·万章下》：“智，譬则巧也。”心智机巧多与心怀功利目的有关，故而《庄子·天地》云：“功利机巧，必忘夫人之心。”
    楚简《老子》“绝巧弃利”的“巧”“利”具体是指什么，学者们的解释各种各样，但多将“巧”解释为“巧智”，将“利”解释为“利益”。对此，我们还要作一些分析。首先，楚简《老子》“绝巧”之“巧”不当是指心智的机巧，因为楚简《老子》前句即云“绝智”，如果“巧”为“智巧”的话，则与前句意义重复。“利”也不可理解为“利益”，楚简《老子》并不反对“利益”，楚简《老子》云：“绝智弃辩，民利百倍。”楚简《老子》绝弃智、辩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百姓得到更多的利益。如果将楚简《老子》的“弃利”理解为抛弃利益，就与“民利百倍”自相矛盾了。
    其次，楚简《老子》所说的“巧”“利”也并非是上面分析的三种含义中的第二种，即言辞巧利。楚简《老子》前句已言“弃辩”，“弃辩”之“辩”也包含指言辞巧利，《傑冠子·道端》云：“口利辞巧，足以知辩。”如将楚简《老子》所言的“弃利”之“利”理解为言辞巧利的话，就与前句“弃辩”意义重复了。再者，“绝巧弃利”的后一句是“盗贼无有”，巧言利辞与盗贼的滋生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
    楚简《老子》“绝巧弃利”的“巧”与“利”不是指心智之巧利，也非指言辞之巧利，而是指技艺之巧利。老子所绝的“巧”是在工艺品上髹以文饰；老子所弃的“利”是指“刻雕众形”的刻镂之事。《文子·上义》引老子言：“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扰，其器完而不饰。”可谓是对楚简《老子》“绝巧弃利”一句的最佳注解。楚国诗人屈原的《离骚》中说：“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社会以“工巧”作为一种时尚，放弃规矩与绳墨等传统匠制工具，一味地追求各种新奇的技艺。楚简《老子》“绝巧弃利”就是要绝弃以崇尚工巧，一味“追曲”的“时俗”。
    老子为什么提出“绝巧弃利”，反对雕镂文饰？这是因为老子认为，正是因为精巧手工制作出各种奇玩好物，使得人们将这些东西居为奇货。最终导致了盗贼的产生。楚简《老子》中两次提到盗贼，将“巧”“利”、“法物”与“盗贼”联系在一起。楚简《老子》：“法物滋彰，盗贼多有。”“法物”今本作“法令”，河上公注：“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则农事废，故盗贼多有也。”老子认为，“法物”是盗贼产生的原因。而“法物”又是从哪里来的？是由于手工工艺的进步，各种精巧的技艺制作出来的。老子认为，只有消除了各种技艺上的巧利，就不会制造出奇玩好物，也就没有盗贼产生了。
    楚简《老子》说：“人多智，而奇物滋起。”这两句在今本《老子》中作“人多伎艺，而奇物滋起。”相比之下，今本作“人多伎艺”强于“人多智”。胡寄窗据此说：“老子把工艺技巧认定为社会祸乱的原因，他们要求废除工艺技巧，甚至认为盗贼之产生也是由于工艺技巧的关系”（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老子看到了社会中“盗贼多有”的不合理的现象，也积极探索解决的途径，但他在分析社会不合理现象产生的原因时却产生了偏差。他没有认识到引发盗贼的社会根源是社会财富的不足和贫富差距，而将原因归结为百姓的多“巧”与多“利”，沿着他的思路，最终能找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只能是绝弃工艺技巧了。由于老子对产生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出现了偏差，最终找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软弱无力的。
    与道家反对工艺巧利相反，先秦显学儒、墨两家都不反对工艺巧利。孔子和孟子对于言辞的巧利与心智的巧利都是反对的，唯独对于工艺的巧利则没有明确表态。孔子没有言及工艺巧利，孟子虽言及，但没有从否定的意义上谈论巧利。“初期儒家并不根本反对工艺之事，只不赞成儒者从事工艺，甚至有时还承认工艺的重要作用。墨家之推重工艺自不必说。战国后期的儒法各学派，虽鄙视工艺，但尚肯定工艺之社会作用。只有道家才错误地把工艺看作是社会祸乱的根源”（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