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一代宗师不是毫无缘由地从天而降、拔地而起的，而是与历史、时代和个人素质主客观条件紧密相关的。
    顾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自幼好学并善于思考，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可谓条件极优了。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改革校风，提倡科学与民主，顾颉刚很受鼓舞。听了胡适讲中国哲学史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更是兴奋，使他“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瞭的意识”，对民间文化由兴趣发展到对其重要性的了解。刘起釪在《顾颉刚评传·序》中谈到顾颉刚“古史辨学派”时写道：
    直接促成他完成这一伟业的，则是胡适、钱玄同二先生，以及与二先生共同讨论发现中国疑辨传统中代表人物郑樵、姚际恒、崔述诸人的辨伪著作。顾先生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
    他的这一……业绩，划时代地把中国封建传统中的古史系统从旧的霾雾中解放出来，力倡古史资料必须批判地对待，促成中国史学步入新时代，显出了他对中国社会历史科学领域所起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993年，我在《民间文学论坛》第2期上发表的《顾颉刚对我国民俗学事业的杰出贡献--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中写道：
    顾颉刚考入北京大学以后，见蔡元培校长聘请戏曲家吴梅、韩世昌到学校讲课，引起了他的好奇，使他“懂得戏剧是一门学问”，便也常去听戏。他说：并从开始的“寻娱乐”，“转到了研究故事方面去。我知道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迁流变化的，不该用固定的眼光去看；从此更转到了古史上，懂得许多古史也只是当时的故事。于是我发了大愿，要彻底寻求古史中的故事性的规律。”1918年2月，刘半农发起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的活动，在《北京大学日刊》编“歌谣选”，“又是一个新鲜的环境儿”，再次引起了他的兴趣。于是，由原来受了“读书人家”“世家子弟”思想的影响害得他“对于市民们的文娱活动，如唱歌、拍曲、说书、滩簧、宝卷，虽常有接触的机会，但总不愿屈就它”的思想认识到对这些被士大夫阶级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感到好奇并被吸引而投身于这股新文化思潮中去了。他说：“那时的我，已经看了五年的戏，对于一切的民间文艺有了比较平等的眼光；自己想道：《小放牛》剧中，不是一个牧童跟一个女孩唱对山歌吗？《孟姜女》剧中，不是过关时唱‘十二月花名’吗？为什么要反对？所以也就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新潮流。”这种认识影响着他以后整个一生的学术活动。
    除了《我和歌谣》的回忆文章外，早在六十多年前他就说：“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竟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条路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乃下定决心“要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民俗·发刊辞》）
    顾颉刚在中国古史和民俗学研究方面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民俗学研究中国古史，以中国古史研究民俗学，二者互相促进。他说：“我所以敢大胆怀疑古史，实因从前看了二年戏，聚了一年歌谣，得到一点民俗学的意味的缘故。”（《我的研究古史的计划》）“以前我爱听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民俗学方面，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辨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现在我的环境是适于研究民俗学的，我只得先从此入手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顾颉刚有着深厚的古史古文学的基础，又有着敏锐的思想和开拓精神，在五四新文化思潮中驰聘于学术的大海，为中国现代史学和民俗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其“层累说”和民俗学研究的示范及创立民俗学会的功绩，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瞩目，不断有研究他的论述发表或出版。值此顾颉刚先生诞生11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进一步学习他的治学精神，继承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为中国史学和民俗学在新的21世纪里得到新的更大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