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中原商贾还驱赶着牛车，经过城障关卡，远赴塞外，往来“转输”物品。例如：“□□□□□□出牛车转输如牒毋失期□出牛车毋”（81.D38:29）；[8]“长安宜里阎常字中允出乘方相车驾桃花牡马一匹齿十八岁駹牝马一匹齿八岁皆十一月戊辰出”（62·13）；[3]“书佐忠时年廿六长七尺三寸黑色牛一车乘第三百九十八出”（280·3）；“河水中出塞时便主迹”（49·34）；“牛车如牒簿出入敢言”（218·5）；“骊軒万岁里公乘兒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己入牛车一辆”（334·33）； “且明时，驾，欲出橐佗候长章卿姊子子惠”“徐党年廿七，轺车一乘八月庚子出用马一匹九月甲戌入”（25·2）；“里贾陵年卅长七尺三寸黑色牛车一两符第六百八--”（11·4）；“金关为出入六寸符”（11·8）；“昭武万岁里男子吕未央年卅四--五月丙申入用牛二”（15·20）；“阳朔元年六月吏民出入籍”（29·3A）；“范牛车一两弓一矢廿四剑一三月己丑出大麦”（37·6,340·38）；“□部吏阳里大夫封□年廿八长六尺二寸黑色牛一车一两五月戊戌出□□一□□”（43·13）；“凡出入关传致籍”（50·26）；“当阳里唐并年十九长七尺三寸黄黑色八月辛酉出”（62·34）；“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127·7）；“□复入塞”（195·6）；“九月中出塞”（143）。[9]“浚胡卒宽竟以己卯日出塞”（*259）；“有客从远所来有所得”（*249）；“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七月壬寅朔甲辰关啬夫广德佐熹敢言之敦煌寿陵里赵负趣自言夫訢为千秋燧长往遗衣用以令出关敢言之”（79·D·M·T9:28）；[10]“元始三年（公元3年）七月玉门大煎都万世候长马阳所赍操妻子从者奴婢出关致籍”（79·D·M·T9:27）：“居摄三年吏私牛出入关致籍”（79·D·M·T6:55）。
    秋季牧草结实，羊畜肥牛马壮，正是中原商贾们出塞贸易的旺季。当时朝廷对商贾们“贳卖”的物资商品是有限制的：“□行禁吏民毋贳卖”（239·115）。[3]兵器铜铁仍是当时关禁的重点。例如：“第五丞别田令史信元凤五年四月铁器出入集簿”（310·19）；“移铁器簿一编”（520·1）：“出入关人畜车兵器物如关书移官会正月三日毋忽如律令”（*221）；[9]“人畜车兵器物如官书会正月三日须集移官各三通毋忽如律令”（*147）；“□禁毋出兵谷马牛羊”（*308）。
    虽然朝廷有限制，但当时仍经常发生“出输非法”的情况，所以限制条令并不能完全阻断双方民间的经济物资交流。例如：“四时簿出付入受不相应或出输非法各如牒书到”（394·4）；[3]“牛车八两弓一矢卅”（334·42）；“弓一矢五十官剑一”（334·47）。
    此外，根据现有汉简，当时汉朝关塞以外的邻近地区还常有“往来行者”、渡越“天田”者以及逃亡之人。
    往来行者：“写移疑虑有大众，不去，欲并入为寇。檄到，循行部界中，严教吏卒，惊烽火，明天田，谨迹侯，侯望，禁止往来行者，定烽火”（278·7A）；“火明天禁止往来行者定烽火辈送便兵战斗具毋为虏”（273·19A）；“禁止往来行者定烽火辈送便兵战斗”（308·18）；“往来行者辈送毋□”（111·4B）；“贺初岁宜当奔走至前迫有行塞者未敢去署叩头请侯问”（495·4A）；“长移往来行塞下者及畜产皆毋为虏所杀略者证之审”（306·12）；“畜产诣近所亭隧鄣辟收葆止行”（539·2）。
    渡越“天田”者：“□曰居延□关塞远何得出牛子曰欲渡天田以杖画之疑斋∨牛子∨赦共”（112·10A.B.C）；“越天田出入迹”（455·20）；“阑越塞天田出入迹”（455·20）；“凡迹廿九日毋人马兰越塞天田出入迹”（《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8·8）：“北界毋兰越塞天田出入迹”（45·17）；“迹积卅日毋人马兰越塞”（103·37）；“□□虏□入卅井诚獒北燧天田出入临木”（231·91）；“长富昌八月丁酉尽乙卯积十九日日迹起吞远燧南界北至不侵燧毋兰越塞天田出入迹”（276·17）；“市阳里张延年兰渡肩水要虏隧塞天田入今”（10·22）。“□和谨候望明画天田察塞外动静有闻见辄□□□”（280）。[1]
    这种“天田”就是当时监控非法出入障塞者的工事设施，又被三国时期魏人苏林理解为“虎落”。苏林在注释《汉书》时说：“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名天田。”[2]但从实际效果观察，即使事后看到匈奴“来入”的人迹马蹄，也已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边塞的任务是及时发现匈奴的来入，并且迟滞其来入的速度，尤其重要的是把匈奴来入的消息尽快传递出去，所使用的武器用具应该主要是烽火狼烟，钢铁蒺藜以及铁菱、鹿角枪、竹签、尖桩等。（注：《通典·守拒法》说：“铁菱，状如铁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马。陷马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枪、竹签。其坑似亚字相连状，如鉤鏁，以草及细尘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皆设之”（［唐］杜佑《通典·兵五·守拒法附》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典八○一页）。另外，在居延汉代破城子遗址的一处“坞”的四周发现，3米以内的地面，就埋设看四排尖木桩，完整的高约33厘米，间距约70厘米左右，呈三角形排列；在肩水金关遗址的关城附近，“关门内外和阙柱外侧，也发现了与破城子相似的（虎落）尖桩。所不同的是，排列呈正方形，有的桩埋在方形坑中”（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载《文物》1978年第1期第1～25页）。）《居延汉简释文合校》里，还有如下一条关于竹箭的记载：“制诏纳言其□官伐林木取竹箭始建国天凤□年二月戊寅下”（95·5）。[11]对于汉军戍卒来说，如果有来入者，重在当时发现立即报警，若仅仅依靠事后侦视地表沙上印迹，不但无法及时发出警报，贻误战机，使来人者可以迅速越过警戒线进一步深入，从而失去报警的功效，这一段警戒线上的戍卒亦很有危险。而对待私自出入边塞者，则要求却并不那么急迫，如果发现有人私越天田，加强当地的警戒巡逻就可以了。所以这种“天田”，主要是为监控私自出入边塞者而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