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出塞者：“史廉騂北亭长欧等八人戍卒孟阳等十人搜索部界中□亡人所依匿处爰书相牵”（居延汉简255·27）；[3]“亡人迹人止塞长北部侯长孙”（104·43）；“□寀捕验亡人所依倚匿处必得得诣如书毋有令吏民相牵证任爰书以书言谨襍与侯”（255·27）；“诏所名捕平陵长雚里男子杜光字长孙故南阳杜衍多□黑色肥大头少发年可册七八□□□□五寸□□□杨伯初亡时驾騩牡马乘阑举车黄车茵张白车蓬骑騩牡马”（183·13）；“庚午日迹尽易毋越塞出入迹”（280·17）；“马长吏即有吏卒民屯士亡者具署郡县里名姓年长物色所衣服赍操初亡年月日人数白”（303·15,513·17）；“完城旦钱万年坐兰波塞，初元四年十一月丙申论。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刑。故戍卒居延，市”（227·8）。
    上述两汉简牍的记载与正史的间接记载（注：例如在正史中，对于匈汉双方经济物资交流的内容，记载有：马邑之谋时聂翁壹扮成民间商人，犯禁私出物品，去与匈奴交换贸易，以引诱单于入塞的（《史记·匈奴列传》）；（惠侯宋九）“坐寄使匈奴，买塞外禁物，免”（《史记·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征和年间，汉武帝刘彻在轮台罪己诏中说：“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汉书·西域传》）等等，都不是直接（正面）的记载。）互相吻合，都说明当时有大量的中原居民，采取各种方法出入关塞，进行交换贸易。
    这些人员（出塞经商者，往来行者，渡越天田者等），为了生存养家，为了赚钱牟利，或者为了过得更好而不辞辛劳，往来奔忙，客观上形成了当时匈汉之间经济物资文化风俗互相交流互相影响诸渠道之一种。
    内地各郡县的商贾前往边远郡县经商，所购买的物资中包括马、牛、羊、狗，还有木材。例如：“国安糴粟四千石，请告入县官，贵市平贾石六钱，得利二万四千。又使从吏高等持书请安，安听入马七匹，贵九□□□□□三万三千。安又听广德姊夫弘请，为入马一匹，贵干钱，贾故贵登故”（居延汉简，20·8）；“宣十二月中，使妻细君持，使偿郭敞马钱，细君未行”（145·1）；（371）；“事再拜白，为言多请并卿□买牛，头贵毋□不知井卿取之，可得如意”（339·21B、146·5B、146·95B）；“第四候长夏侯放私马一匹十”（122·14）；“□□足下，日相见，言敢具意，因道□熹欲买羊”（103·46A）；“□弓五月乙卯尉史凤付士吏阎卿买羊”（226·21，350·13）；“买狗四枚”（246·40）；“受叩头言：子丽足下，□白过客五人□不□，叩头叩头。谨因言子丽幸许为卖材，至今未得蒙恩。受幸叩头，材贾三百，唯子丽□□决卖之。今霍回又迁去，唯子丽必为急卖之。子丽校□□□□必赐明教，叩头，幸甚幸甚。谨□□□”（142,28A,142·28B）；“第十二燧长张宣，乃十月庚戌，擅去署，私［至］中部辟买榆木，壹宿”（82·2）；“买马一匹□牡□”（371）。[9]
    而“胡豆”、“胡狗”、前文所引《博物志》中的“胡马”、“山马”、角端弓、“曲旃缇绀胡”以及“革橐”等匈奴物资也出现在汉朝障塞之内。例如：“胡豆三” （488·1）；[3]“胡豆四石七斗”（310·2）；“永始二年五月中，［张］禹病。禹弟［张］宗自将驿牝胡马一匹来视禹”（229·1,229·2）；“庞赋，一匹山马，不禁”（143·23）：“张千人舍器记胡狗一”；[12]“三月十六日遣府吏孙蒋养儿秋持角弓前”（*929）；[9]“服一曲旃缇绀胡各一井”（*331）；“缇绀胡一”（*140）；“奴所调买革橐□等谷付与若”（*474）：“曲旃绀胡各一完阝”（居延汉简释文合校562·18）。一些人还在当地为其妻子治裘：“妻治裘□”（552·2A）。居延汉简记载的这些细节，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匈汉民间的经济物资风俗文化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私越障塞关卡实现。
    除这些边境地区的郡县以外，当时在西汉缘边各地还有很多大小不同的驻军点，甚至只有三四个戍卒的哨所，例如疏勒河流域发现的汉简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右厌胡隧卒四人”（*246）。驻军点则有烽、燧、亭、坞、外城、望楼、邮置等。根据应劭《风俗通》：“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13]则当时大小驻军点各相距约数里或十数里。其中的戍卒吏士所处的位置因而非常分散，但他们的总数却相当可观，因为他们广泛地分布在西起敦煌东至辽东一万一千五百余里的边防线上（注：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秦朝修筑的边塞，“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册九，页2886）；西汉宣帝时期的营平侯、后将军赵充国说：“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汉代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25米）。（注：根据陈梦家先生考证，汉代的一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325米。见陈梦家：《汉简考述》，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后收人陈梦家著《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第32页。）戍卒吏士们的给养器杖衣装薪炭以及各项用度，既无法全部自己生产，朝廷又不能完全及时保证供给，有相当一部分需要他们设法在当地购买，尤其是他们还经常以缣帛衣袍在当地换回自己需要的物品：“卖缣七百廿七匹，出钱九十五糴粟，出钱八十买肠，出钱十八买刀，出钱百买臼，出钱二百一十糴粟，出钱九十五□，出钱二十买席，偿稚翁七十。凡用钱六百八十五”（81.D38:53）；[8]“自言贳卖系一斤直三百五十又麴四斗直卅八惊虏燧长李故所”（206·3）；“……毋得贳卖衣财物。太守不遣都吏循行，严教受卒。官长吏各封臧”（213·15）；“□既自言五月中行道贳卖皂复袍一领直千八百□卖缣长袍一领直二千皂绔一两直千一百皂□直七百五十凡直六千四百延平里男子唐子平所”（206·28）；“终古燧卒东郡临邑高平里召胜字游翁贳卖九稯曲布三匹三百卅三凡直千酥得富里张公子所含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282·5）；“戍卒魏郡贝丘坷里杨通贳卖八稯布八匹，匹直二百卅，并直千八百册，卖郑富安里二匹，不实贾。知券常利里淳于中君”（311·20）。
    据此，可以看出，当时匈汉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通过这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实现。
    从匈奴方面来说，他们更是非常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例如在俄罗斯南西伯利亚地区的卡拉斯诺雅尔斯克、阿巴干、乌兰乌德、赤塔，直至远东的伯力、海参崴，还有著名的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巴泽雷克，蒙古国首都以北的诺颜乌拉、北杭爱省的呼乃高勒等地区的匈奴墓葬里，都出土了大量的中原物品，包括陶鬲、丝绸、漆器、铜镜、（印刻铸绣）有汉字或凤凰孔雀图案的物品等等，漠北匈奴地区甚至筑有汉式“宫殿”。[14]大量的出土文物资料证明，当时进入匈奴地区的中原物资，数量及种类都非常庞大。其中的一部分就是通过双方民间交换的渠道，进入匈奴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