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起于1955年，至20世纪7 0年代末基本告竣。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 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 、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 上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根据 ，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 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1]（P,4～5）堪称是谭氏对新 中国学术史最重要的贡献。谭氏的主编工作，再次体现了严密深入的考证方法与科学理 论指导的成功结合，因而才能在扎实的史料工作基础上，出色地解决了一些重要的理论 问题。如：（1）确定《图集》的编绘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不能只 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而是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 来。（2）以科学态度确定“历史上的中国”的概念，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 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 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史范围”。“不管几百年也好， 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 之内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1840年以前的范围是我们几千年 以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1]（P.5～6）（3）如何看 待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有人统计是以 友好往来为主，有人统计是以打仗为主，谭氏对此回答说：“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 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 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的关系是越来 越密切了，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 中原的合作也不够了，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 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完成了这个统一的任务。”[1]（P.7～8）
    谭其骧从专重历史文献的记载考证历史沿革地理，到以唯物辩证的哲学观的高度驾驭 史料，既发扬严密考证的精神，又自觉地探求中国历史发展中许多实质性的大问题，探 求历史演进中规律性的东西，做到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将科学研究与推动社会发展、 民族进步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具有悠久传统、方法精良的历史考证学，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与科学历史观结合而开辟了它发展的新阶段、大大提高其学术价值的一个缩影。
    二
    唐长孺先生（1911～1994）恰好与谭氏同年，两人的治学路数和变化颇为相似，1949年 以后同样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他们同是历史考证学实现飞跃性发展的代表人 物。
    唐长孺早年研究辽金元史，不久即转为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49年以前所撰《蔑 儿乞破灭年次考证》等，多以深入考证见长。尤其《唐书兵志笺证》一稿更是精于考证 之作。1949年以后，唐氏治学仍以扎实深入著称，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他与何兹全、 周一良、王仲荦、马长寿等几位先生一同拓宽了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领域。“他们通过 精审的考辨，严谨的论证，多方位地勾画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重要特征与发展大势。特 别是在陈寅恪所忽视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成绩尤大，如土地制度、赋役制度、部门经 济、整体经济以及依附关系等重大论题均有突破性进展。”[2]
    唐长孺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1955年）和《南朝寒人的兴起》（19 59年），是从经济生产领域与政治制度等的互动中揭示魏晋南北朝社会特征及其演进脉 络的成功之作。《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3]一文从考证“山越”与“宗 部”的具体内涵开始，作者所着力的，是从这一局部向纵深处分析东汉末以后大土地所 有者的形成和演变、政府与地方豪强之间对剥削对象和土地的争夺、孙吴建国的政治统 治格局等在制度上的反映以及由此而显示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唐氏在建国后治史的 特色。《南朝寒人的兴起》一文，同样体现出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考辨和分析以求揭 示历史发展的深层动向的风格。乾嘉考史名家赵翼所撰《廿二史札记》中有“南朝多寒 人掌机要”条，提出了寒人受皇帝任用、掌握重权为南朝突出之现象。但他未能作进一 步的深入分析，又限于考史札记体的特点，并无对此问题做出有系统的论述。唐氏此文 ，则是以开阔的视野，把问题提到更高的层面，进行系统、缜密的深刻剖析。他摆脱习 常以婚宦论士庶的窠臼，首先从经济基础论述南朝“寒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身份，确 定他们是寒族地主，包括地方豪强、庶族地主和向地主转化的商人。其次，他分析南朝 的实际政治权力逐渐转入寒人手中，是门阀制度内在矛盾导致的必然趋势。门阀制度下 ，官职上的区别是清官和浊官。“优闲而不负实际责任的为清，办理庶政者较次以至于 浊。这恰好说明门阀贵族之腐朽，实际工作既由寒人来办，权力自然要转入寒人手中。 ”再次，唐氏论述南朝王公贵人或“门生”（实为随从），很多都是富人，或为逃避课役 ，或是假王公贵人或朝廷的权力以方便从事商业活动。而南朝皇帝则利用寒人加强政治 、军事的控制。他据《南齐书·幸臣传》、《宋书·恩幸传》、《通典》卷三所载沈约 在梁代所上议奏等史料分析说：“当宋、齐二代的门阀贵族如王球、江敩之流傲慢地 不接待寒人之际，却也正是大量寒人挤入士族、以至士庶不分之时……寒门地主和转向 地主的商人们通过宋、齐二代的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斗争，他们获得了胜利。向来门阀 贵族独占的权利不能不对寒门地主、商人开放，虽然这并不是甘心的。”最后是，皇权 不再企图维持再也无法维持的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任由兼并。“剩下来的便只有‘ 地主’，贵族和寒人的区别不大了。在土地所有制上既然贵族、寒人没有区别对待，那 么在政治上统治阶级间士庶之别也就必然消除。”[3]（P.551～576）唐氏此文通过从各 个局部问题的考辨入手，层层揭示、分析各个局部问题间的内在联系，论述寒族地主必 然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做斗争，而门阀制度内部恰恰包含着最终否定它自身的矛盾，因 而导致门阀制度的完结。
    总之，唐长孺在建国后所撰《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和《南朝寒人的兴 起》两篇名作，确是出色地做到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探讨对历史发展的本质性、规律性 认识。唐氏晚年又著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对汉至隋唐1000余年的历史演 变作贯通的研究，上溯汉代社会结构，分三篇，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状况、土地制 度的演变、门阀制度形成到衰落、直接劳动者身份和构成的变化、军事制度、学术思想 文化等项，总论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唐代社会演变的脉络，在材料翔实、考辨精审 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因而被誉为代表这一领域研究水平的鸿篇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