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严密考证方法训练，到建国后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使 学术研究达到新境界的学者，是一个学术群体，他们和谭其骧、唐长孺一样，都是享誉 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如徐中舒、郑天挺、杨向奎、邓广铭、周一良、罗尔纲、王仲荦 、韩国磐、傅衣凌、梁方仲、金景芳、方国瑜、史念海等等以及一些健在的知名学者。 这些学者进入新中国时正当40岁上下，本已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和治史经验，又适逢其时 地获得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因而学术思想达到了升华，中国历史学也因他们的新进展、 新成就而迸发出异彩！
    中国历史考证学有悠久的传统。乾嘉时期考史之风大盛，涌现出一大批出色的成果， 产生了王鸣盛、钱大昕、赵翼这些考史名家。20世纪前半期的学者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优 良传统，又将之与传进中国的西方新学理结合起来，相继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就，被称 为“新历史考证学”。王国维成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被视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 要标志之一。陈寅恪治中古“民族文化之史”，善于发现史料的内在联系，在较长的时 段内探求历史演进的脉络。陈垣则在文献学方面做了总结性工作，尤其使校勘学科学化 ，并且开拓了宗教史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其他如孟森、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也都精 于考证，在不同的领域各自做出了卓著的成绩。至建国以后，蕴积深厚、方法成熟的历 史考证学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则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为其发展开创了更加广阔的道路 。有学者将唐长孺的学术道路概括为由传统考据学到宏观思考的科学实证史学，强调人 们对这一转变不应忽视：“早年，在旧时代学术传统的影响下，他和许多同辈学者一样 ，是用传统史学方法治史的。解放后，当他接受了科学的历史观以后，他的学术观念相 应地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开始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当成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把他终身从事 的历史科学，看做‘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基于这 样的认识，他返身‘清算’自己过去的学术生涯。在新的学术实践中，根据自己对历史 科学的理解和自己的学术追求，在科学史观的烛照下，对所熟悉的传统史学方法加以扬 弃：摒除其烦琐陈腐的一面，保留其求实求真的内核。他近数十年做的研究工作，尽管 仍然是有关历史时期的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学术领域里的一个 个具体课题，但是在他宏观思考的统摄下，这些成果已然构成为有机的学术整体，具有 了同他早年的学术实践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可以说，从传统考据 史学到科学实证史学，就是唐长孺教授半个多世纪学术生涯走过的道路。”[4]不仅唐 长孺，在谭其骧和其他许多学者身上同样经历了这样意义重大的转变，从而实现了学术 思想质的飞跃。
    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同时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论，它与历史学中的实证方法有 许多相通之处。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占有充分的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 辨，去伪存真，务求立论有坚定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能成立的原则，遇有力之 反驳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测，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 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 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 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唯物史观又是总结了欧洲近代哲学 、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历史学最高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因而它又远远高出于实证 史学。特别是，唯物史观揭示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 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 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5]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上层建筑的物质基础，是社会存 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同时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重视人民群众 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要唯物、辩证地分析一切历史现象，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要把 历史看成按其自然过程发展的整体运动，等等。谭其骧、唐长孺等人都是严谨、诚实、 具有科学态度的学者，他们对于建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学习热潮的唯物史观，因其 与实证史学有诸多类通之处而觉得它容易接受，又因其比以往的学说具有更高的科学性 和巨大的进步性而感到眼前打开一片新天地，能引导自己更加接近真理，学术达到新的 境界。故他们学习唯物史观是充分自觉的、兴奋的，而且充满自我解剖精神、勇于放弃 以前不恰当的观点、迫切要求进步。唐长孺于1955年出版《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在所 写跋语中有真切的表达：“在研究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企图解决历史上的根本问题， 必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3]（P.433）并说下决心还要再好好学习，以清除旧 史学对自己的错误影响。谭其骧在1979年写文章反思建国后史学界走过的道路时，尽管 当时有人认为唯物史观带来教条化，他却诚恳地赞许在建国初期学习马克思主义带来了 史学界的大进步：“记得建国初期，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 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中去。在史学界展开了关于古史分期、汉民族形成、资本主义萌 芽……等等一系列的讨论，编辑了大部头的史料丛刊。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 气象。”[6]当然，这些史学家的学习又明确贯彻以唯物史观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 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警惕并抵制教条化倾向。如唐长孺起初读了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国 家普遍存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后，曾认为中国也不例外，但经过在研究工作中的反复思 考，终于认为土地国有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实际有许多说不通之处，最后放弃原先的看法 。这些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既重视科学世界观指导又坚决摒弃教条主义，他 们的研究成果得到海内外同行的充分肯定。
    综观历史考证学在建国以后与唯物史观指导相结合而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又可获得 几点重要的启示：
    其一，运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与严密扎实的实证方法兼重，对于推进史学研究具有根 本性的意义。历史研究必须重视史料工作，占有史料越多越好，尤其应善于使用新的史 料（包括出土资料和社会调查所得资料）。但若限于对史料进行考订或排比，那只是史学 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居于较低层次。史学工作者不只要回答“怎么样”，更要回答“为 什么”，揭示出历史演进深层次的东西。这就需要进步的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唯物史观 创立以后，使历史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迄今为止它仍是最进步的思想方法论。运用它 的基本原理来认真地探讨中国的历史实际，就能使我们对社会的发展达到本质性的认识 ，对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制度、文化等等，形成有机联系 的、构成体系的看法，使之尽可能符合于历史的原貌，并揭示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唯 物史观并不神秘，其基本原理即得之于对历史实际进程的概括，只要结合学术研究来体 会它、运用它，即能获得成效。唐长孺写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论文，能对魏晋南北朝 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等一些重要问题深入探讨，就是很好的证据。有的学者称许他 建国后治学“始终注意从具体史实的考订分析入手，溯其渊源，考其流变，从把握历史 演进的大势，探求历史发展的趋向，终究达到发微阐宏的境界”；研究每一问题，“必 作到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3]（P.5）此等成 就，此等境界，正得益于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和精深的实证功力二者的结合。故建国后这 批学者的研究成果，既是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发展的新阶段，又是新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