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磨砺辩证思维，探求历史现象的实质，才能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把黄河为何 在东汉以后有千年安流归功于王景治河的成效，长期以来历史地理学界、水利史学界对 此都视为无可怀疑的结论。由于形成了思维定势，竟对很明显的问题也不加以发问：黄 河防洪需要修堤、固堤，东汉后期政治黑暗，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割据，战争频繁 ，这样的历史年代能够保证经常有效地加固黄河提防吗？这显然有说不通的地方。正是 由于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学说，帮助谭其骧透过历史的表象，发现其实质。对此， 他自己总结说：“过去治黄河的学者，总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 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我觉得归之于时世治乱则于史实不符：实际上乱世黄河不见 得多灾，治世往往反而多决多徙；归之于工程成败则于事理不可通，总不能说数千年来 的治河技术一直在退步，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河工反而不及大禹和王景的工 程有效。直到六十年代初我认识到黄河的决徙虽在下游，病原则在于中游黄土高原的严 重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轻重与植被的好坏密切相关，而当地人民的土地利用方式则是 植被好坏的决定因素。我抓住这一关键因素对历史演变认真作了一番探索，这才基本上 找出了各个历史时期河患轻重不同的根本原因，写成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 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文章的 结论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也有一定参考价值。”[1]（P.10）为何以往众多考证学者都安 于旧说，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初的谭其骧能提出如此创见？显然是由于科学世界观所强 调的辩证思维，使他具有对历史问题的洞察力，依据同样的史料和考证功夫才能得出超 越前人的新看法。
    其三，史学要发扬求真致用的传统，学者应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历史研究范围宽广 ，课题丰富多样，治史方法可有多种风格。有的学者注重文献考证，或者专攻古代历史 ，不应强求把这些研究课题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他们的工作和学术成果都应受到尊重 。但历史与现实又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解决当前社会发展所面 临的问题服务，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也是应尽的义务。陈垣和顾颉刚在抗战时即把自 己的宗教史研究、边疆史地研究与抗战相联系起来；陈寅恪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也希望他的著作能够达到“近真实而供鉴戒”的目的。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决不损害 或降低学术性，相反，这样做使研究成果更有意义。谭其骧研究黄河治理、海河水系的 历史，都对防灾减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值得重视的建议。史念海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同 样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经济发展和治理沙漠化问题给予极大的关注。他长期坚持实证 研究结合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恳切陈言。他说，历史时期黄河中游陕西南部的泾渭流 域和山西南部的汾涑流域，原有的森林一再受到破坏。“丘陵山地森林破坏之后，林地 就往往被开垦成农田。尤其是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当时为了增加粮食生产， 在黄河中游地区积极推广屯田。每一屯田士卒的份额，少则五十亩，多则百亩，甚至还 有更多的。因而无论熟荒生荒都在开垦之列，山崖坡地也难得例外。这一时期黄河中游 的森林受到摧毁性的破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这样大面积的广种，就不可能精耕细 作，结果只能够取得薄收。这种耕作方法不仅得不偿失，而且还付出了很高的代价。黄 土高原上沟壑密度的迅速增加，黄河下游频繁的决滥，就是这种代价的具体表现。这里 且不谈垦荒对下游的危害，就中游来说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即愈垦愈穷，愈穷愈垦，沟 壑不断增多，耕地也越来越少。直到现在，有些人还不改弦更张，仍在那里毁林造田， 这必然重蹈覆辙，后果将不堪设想！”“鄂尔多斯森林破坏后，导致了沙漠的形成和扩 大，使这个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是原来毁林为牧的人所没有意料得到的 。这一地区的沙漠化，既然与森林的破坏有关，而由林变牧的结果，就使沙漠吞没了更 多的草原。实际上草原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招致了严重的后果。”“畜牧业在山区和坡 地的发展，不仅使这些地方原有的森林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而且使一般草类植被也无所 附丽，这就加速了侵蚀，使沟壑大量增加。陇东、陕北和晋西北的沟壑纵横，除了毁林 造田所造成的恶果外，畜牧业超过了限度，也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现在有些同志主张在 黄土高原上适当缩小农耕面积，还林还牧。这是十分合理的。其实不仅农地应该还林， 某些牧地也应该还林，适当地改变农牧地区和森林地区的比例，应该说是促进农牧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7]史念海这篇《黄河中游森林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写于1981 年，他在深入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提出的这些卓见，同样已被实践证明是真理性的认识。 像这样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从事实证研究的研究成果，确实大大有益于提高历史研究的 学术价值，增添它的光彩。
    分析建国后历史考证学的新进展，对于当前展望新世纪史学的前景是很有意义的。发 展新史学，我们有两个优势：一个有传统悠久的严密考证方法，乾嘉考证学已经总结出 一套处理史料的熟练方法，到20世纪又有多位大学者加以发展，堪称蕴积深厚、方法精 良，的确具有民族的特点和优势。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80多年的发展历 史，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出现了教条化和极“左”思潮干 扰所造成的巨大失误，有过严重的曲折，但史学工作者通过深刻反思，早已清算了那些 错误，并且通过反思和批判使我们对基本理论的认识达到更高的层次，确信创造性地运 用唯物史观原理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与教条主义彻底划 清界线就能保证史学的健康发展，这已成为广大研究者的共识。我们要高度自觉地对这 两项优势认真地总结，有力地发挥，务必贯彻到史学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之中去。再加 上当前还有两个极为良好的条件，大力吸收西方进步学说的局面早已形成，学术界创新 意识普遍强烈。把这几项有利条件汇合起来，奋发努力，我们就一定能赢得新世纪史学 更加美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以历史上论证黄河中 游土地的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因素》，《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第484～517页。
    [2]曹文柱等：《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3]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7页。
    [4]张弓：《从唐长孺教授问学记》，《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705页。
    [6]谭其骧：《勿空破，认真立》，《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3期。
    [7]史念海：《河山集》三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