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全球历史观所以要强调“全球”，是针对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历史观的“中心”而言的。这种历史观大肆宣扬西欧白色人种的优越，认为西欧的历史是整个人类普遍的历史，始终是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中心。因此，整个世界的历史都应以西欧的历史来认识和剪裁。欧美以外诸地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都是“西欧中心”或“欧美中心”的陪衬，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都是欧美“白种人的负担”。应该指出，西欧中心理论并不是西方史学古已有之的，早在14世纪初，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在其名作《帝制论》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是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人们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他认为他所撰写的历史不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世界”的历史。他在《通史》中写道：“我所叙述的历史，始自第140‘奥林匹亚德’。……从这时候起，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所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那些史事的发展倾向，最后是要归于统一……”[9]（P53）只是到了18世纪中期，德国哥丁根学派的一些史学家明确提出了西欧中心理论。以后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史学家兰克，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美国历史学家海斯、穆恩、韦兰等人的发展，使其系统化。“白种人是世界历史的主角”成为西方史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20世纪初，西欧中心论开始受到挑战，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在其代表作《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化形态史观”（或称“历史形态学”），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是“文化”，并将生物学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为人们描绘出一幅多中心、而不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文化图景。他认为曾出现8种独立的文化系统，即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墨西哥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只是其中之一。他还以此体系来代替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世界历史体系。此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继承、发展了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1934-1961年，其多卷本《历史研究》陆续问世。汤因比强调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他同样不是以民族国家，而是从世界性的角度出发，以“文明”（或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他认为近6000年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有26种文明（或社会）得到了发展，西方基督教文明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5种停滞的文明，以及一些流产的文明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战略力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核心内容是苏美两极格局代替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另一方面，战后分裂的欧洲经历了重建和繁荣时期，克服了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危机，逐渐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诞生了一系列民族民主国家，并在世界上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不再限制接受新会员国，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空前密切。1989年东欧发生了巨变，1991年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使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正是在雅尔塔体系建立并在建立后又逐渐告别这个体系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全球历史观”在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潮流中为人们所关注，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则使其进一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主要从西欧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10]（P27）他认为“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11]（P242）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12]（P13）他特别强调在考察世界历史进程时，应该有“全球性眼光”，因为世界史不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若将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在《当代史导论》中，他首先从“结构的变化和本质的区别”入手阐释了当代史的本质，他说：“当代史的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区的历史。因此，如果我们不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够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诸种力量。这意味着，采用全球性的眼光并不仅仅是通过增强论述欧洲以外地区事物的章节来补救我们关于当代中的传统观点，而是对有关整个世界格局的各种传统看法和论断予以重新审视与修正”。面对美洲、非洲、中国、印度和其他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再用传统的历史发展模式来解释显然已不合时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体历史格局来取而代之”。[3]（P2）在他看来，对以西欧中心论为核心内容的传统史学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他在《当代史导论》中，对“现代”和“当代”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将19世纪最后10年作为“现代”向“当代”过渡的重要年份，并明确反对突出“西欧中心”的“上古--中古--近代”或“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历史叙述方法。《当代史导论》充分体现了他的“全球眼光”，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新的历史视野和新的历史评价标准。他从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冲击，作为新世界催化剂的工业制度和帝国主义；相形见绌的欧洲，人口因素的重要意义；从欧洲均势到全球政治时代，朝向全球联系的局势的演变；从个人主义到大众民主，技术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对西方的反抗，亚非对欧洲霸权主义的反应；观念的挑战，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范例的影响，以及当代世界的文学和艺术等方面，论述了当代世界的历史，全球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