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以后，西方有多种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全球历史观的著作问世，G·巴勒克拉夫认为，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和W·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因为他们的世界史著作所体现的全球观点，特别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与G·巴勒克拉夫的观点相近或不谋而合。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共同丰富和完善了全球历史观的思想。
    美国历史学家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两卷本《全球通史》（1970-1982年），一改以西欧和北美为中心的传统取向，从“全球历史观”出发，描述了1500年以前和1500年以后的全球文明，就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作者在第一章首先强调“本书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点就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而不是局限于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书的观点，就如一位栖身月球的观察者从整体上对我们所在的球体进行考察时形成的观点，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截然不同。”[14]（P54）作者所以强调1500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意在说明“1500年以前的各人类社会均处于不同程度的彼此隔离的状态之中。”而“1500年以后，由于人类的通讯联系日渐加强、交通工具不断发达，整个地球以加速度日渐缩小，现在，竟被人们称为‘宇宙飞船式的地球’或‘地球村’。”[14]（P55）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我们可以拿哥伦布和宇航员进行比较：前者抵达圣萨尔瓦多，打破了地区间彼此隔绝的束缚；后者登上月球，打破了行星间彼此隔绝的束缚，”[15]（P3）这样，由于地区的历史开始成为全球的历史，便导致了新的全球性视野的出现，进而出现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全球性扩散，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展望未来。如果说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以全球性的眼光探讨自史前到20世纪末的“全球通史”，那么在认识现实和未来时，同样表现出他的那种全球性的眼光。L·S·斯塔夫里阿诺斯高度评价了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技术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同时也看到了“科学的潘多拉盒子”所造成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全球性的，如自然界失去平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城市化问题，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产生的混乱和紧张局势；“科学家开始创造人造生命，期望最终能人为地培育出有才智的动物”等等。他认为，“早先的人类必须面对自然环境，但主要是作为个人--农夫、猎人或渔民--来对付大自然。今天，新环境和新问题使个人的行动和解决办法无济无事；他们需要人类采取有组织的集体行动。与较早的几个时期大不相同，现在需要的是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15]（P894-895）他特别强调这是“全球的责任”，为了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必须要有全球的意识和全球的责任感。
    美国史学家W·H·麦克尼尔在《世界史》（1967）中强调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16]（P1）在此之前，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1963），也表现出一定的全球性的历史思维特点。他通过对《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欧亚文化的均势（公元前500年--公元1500年）》、《西方统治的时代（公元1500年至今）》三篇的论述，分析了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各种文明的兴起、发展及相互联系，强调文明的历史就是文化扩散的历史。也有学者认为，《世界史》和《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不是以全世界为中心，“完全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史著”，而70-80年代，“他写《疫疠与人类》时，他已把重点放在整个人类上面，没有西方中心的约束。等到他写《力量的追求》时，他就拿人类在宇宙里面的问题来作为他观察的对象。……到这时候，他已完全脱开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他的思想发展正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扩张所带来的反省。”[17]（P218）尽管如此，当美国《世界史杂志》1990年创刊时，W· H·麦克尼尔撰有《25年后再评（西方的兴起）》作为发刊词。他在总结该书的优劣得失时，对其所体现的“整体观念”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并对全球历史观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信心。
    近年，美国历史学家I·沃勒斯坦的多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在学术界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的第1、2卷已译成法、德、意、西和日文、中文等10余种文字出版。I·沃勒斯坦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他计划此专著写作4卷，从15世纪中叶直至当代。他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它具有范围、结构、成员集团、合理规则和凝聚力。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而当每个集团不断地试图把它改造得有利于己时，又使这个世界体系分裂了。世界体系具有有机体的特征，因为它具有生命期。在它的生命期中，它的特征在某些方面发展变化，而在另一些方面则保持稳定。人们可以依据该世界体系运行的内在逻辑来判定处于不同时期的世界体系的结构的强弱”。[18]（P460）I·沃勒斯坦还就“世界体系分析”进行了说明，认为它不是传统的历史学、经济学或政治学，而是一种在呼吁一种“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并将这看作是“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的实际努力。
    基于上述认识，I·沃勒斯坦从全球出发，将资本主义的历史放在世界性的体系中去认识，认为资本主义从其萌生之时起，就不是某个国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出现的。他不是研究具体的国家或民族，而是将“世界体系”作为研究的单位，而世界体系可分为作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体系两部分。他还使用了“核心”、“边缘”、“半边缘”等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的历史。作者以新的历史视角研究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论证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之后即处在剧烈的斗争和变动之中，现已进入“混乱和告终”时期，21世纪中叶，它必然被一个或多个后继的体系所取代。“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而“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18]（P2）不仅如此，论及建立面向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时，他也对中国寄予厚望，他认为，“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传统以及世界上1/4人口的国家，在建构21世纪新的社会科学中肯定起核心作用。”[19]（P2）但这并不是要搞“中国中心论”，因为无论是“统一学科的历史社会科学”，还是“新的社会科学”，都应该是植根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应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
    论及全球历史观时，还应提到德国学者A·G·弗兰克。他在其代表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的《导论》中，详尽分析了“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他通过研究1500年到1800年的世界历史，认为欧洲中心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而“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他说，这部专著的价值在于“它摧毁了那些所谓‘西方天然优越’的说法的历史依据。……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但是，我绝不是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A·G·弗兰克所致力追求的是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20]（P4,19,26）他认为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只喜欢看具体的历史树木，而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他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A·G·弗兰克的观点被认为是“极具挑战性”的观点，尽管有不少争议，但却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促使人们从“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出发去认识历史。
    2000年8月，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挪威奥斯陆举行时，“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被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来自70多个国家的1800余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因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反映了现实世界中可以看得见的变化，全球化趋势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史研究的发展。英国历史学家P·K·奥布赖恩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回顾了自古代希腊起历代史学家为撰写全球史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澳大利亚学者G·R·斯努克斯、新西兰学者N·D·科斯莫、加拿大学者N·Z·戴维斯、美国学者J·H·本特利、M·P·阿达斯等，都有令人感兴趣的发言，他们分别就历史规律性问题、文化冲突与交融、国别史与全球史的关系、全球史学的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全球历史观的深刻影响。事实正是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历史观的研究和全球史的构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