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全球化已经向我们走来，全球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史体系的重构和创新，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新的史学思潮，已经并将继续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国际史坛产生深刻的影响，而且它是时代的产物，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近年一些西方学者经常谈到全球地方化（glocalizaition）的问题，是指所有全球范围的思想和产品都必须适应当地环境的方式。实际上，全球历史观也有一个“地方化”或“本土化”的问题。在我国，一些学者为宣传和建立有中国特点的全球历史观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所谓“中国特点”，主要是指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更加彻底地摒弃“西欧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研究、借鉴，或在历史研究实践中倡导全球历史观时，既不脱离世界史坛的主潮，更不脱离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而是将其纳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认识和思考。
    周谷城教授在1949年出版的3卷本《世界通史》中，他一改以国别史为世界史基础的传统框架，不是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第1册论述世界诸古代文化区，如尼罗河流域文化区、西亚文化区、爱琴文化区、中国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中美文化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必然趋势。第2册主要论述了15世纪之前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历史。第3册则以15世纪以后的欧洲的历史为主。他认为，“反对欧洲中心论，并不抹煞世界史上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突出的重点，把贯通全部历史的中心与一时突出的重点混为一谈。”[21]（Pll5）1961年，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评。他强调指出，“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但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的世界史，却是以欧洲为中心。现在客观的历史正在改变之中；主观的历史亦必力求改变。“否定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21]（P144,151）但是，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和“文革”的破坏，这个问题在“文革”结束后，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并随着中国历史科学的复兴，不断取得重要的成果。
    吴于廑教授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游牧民族》（《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历史上的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世界历史》1987年第2期）、《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世界历史》1993年第1期）相互关联的四篇论文，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的“世界历史”总述中，精辟地阐释了有丰富的全球历史观思想的新的世界史体系。他说：“世界历史学科的主要任务是以世界全局的观点，综合考察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漫长的过程。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而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历史正是在不断的纵向、横向发展中，“已经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演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22]（P1,5,15）
    2000年末，《光明日报》记者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世界史专家学者进行了采访，就“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如何构思和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学术价值的世界史，如何评判和借鉴国内外史学界已编写和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文明史成果”，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记者强调，“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23]事实正是如此，正分别主持两部《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的三位教授，分别就自己所主编的3部著作的主要特点进行分析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和全球历史观思想。
    马克垚（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本课题组所要做的只是对世界通史的教学内容试探着进行改革，编写一本新的世界历史教材。所以把它称为《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所研究、论述的单位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民族等。各文明的发展变化，接触与交流，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内容。文明是多元的，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多元文明的世界的发展既有各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有各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和冲突、融合，我们的文明史将尽力从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上表现世界文明的这一脉络。张芝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另辟蹊径，编写一部通史性的文明史是我主编的这部《世界文明史》的出发点。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利用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资料，较全面总结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在继承自己固有传统文明的同时，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创造本地、本国、本民族新的、独特的文明，进而推动整个世界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努力深入探讨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发生冲突，乃至引起世界历史倒退的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揭示人类文明进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教授）：多卷本《世界历史》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项目，其主要内容包括理论与方法、物质文明、制度模式、民族、宗教、战争、世界格局、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再现人类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全球视野是难以想象的。
    在西方学术发展史上，19世纪被称为“历史学的世纪”，历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进入20世纪后，西方史学在“新史学”的旗帜下，迅速开始了新的行程。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新的理论与方法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原因很多，但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同19世纪相比，20世纪的世界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历史巨变。历史的脉搏跳动得愈来愈快了，时代不断向历史学家提出新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探究全球历史观即是如此。同样，这也是摆在中国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当前我们首先需要搞清“全球化”和“全球历史观”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外延，追踪国外研究的最新进展，及时了解和研究各种不同的观点，并对其中重大的理论问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一切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化和我国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中，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面临着诸多的机遇和挑战。历史研究要自觉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使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样，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必将会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
    收稿日期：2001-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