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崇祯帝与明亡的关系。
    崇祯帝在农民军兵临城下，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缢于煤山，并在其龙袍上书有：“ 皆诸臣误我”等语。据此，一些遗民史家大肆渲染，称：“烈皇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 ，而卒致沦亡者，以辅佐非人也。”[2]（《幸存录门户杂志》）又称：“从来死国之 烈未有过于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烈皇也。”[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 》）这种论调，讳言君之过，一味强调“有君无臣”，为崇祯帝推卸亡国之责，反映了 一部分遗民的封建愚忠观念。
    更多的遗民史家，在称颂崇祯帝“亡国之正，千古一人”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其在 治国方略上的种种失误。如张岱指出：崇祯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 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昔改朝更”[4]（《石匮书后集》卷一）。沧江漫叟 《东江遗事序》也指出：“读史者谓明之亡也，有君无臣，以思陵非亡国之君也。然其 所以亡有三道焉：急于求治，率于用人，闇于度事。”唐甄、谈迁等还具体分析 了崇祯帝在用人问题上的缺失：面对文武群臣，无“择人之明”，以致使贤奸并进，甚 至乱臣当权；即或使用了几位贤才良将，却又好疑多猜，使之难以施展才能。这些分析 说明崇祯帝在明亡问题上难辞其咎。
    更有秉持批判精神的遗民，如戴笠就毫不留情地论列崇祯帝的亡国之责，如“好察而 不明，好佞而恶直，好小人而疑君子，速效而无远计，好自大而耻下人，好自用而不能 用人”等等。
    这些评价出自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遗民之口，体现了他们“不虚美，不掩恶”的直 笔精神。
    2、关于明季大臣的亡国之责。
    遗民对于明季大臣多持尖锐批评态度，认为文臣贪武臣骄是明亡的重要原因。其论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学无术，无济世之才。唐甄指出，明季大臣“无定乱之才，无致治之学”， 以致奏疏建言，如蝉鸣般夸夸其谈，“言虽忠直，实蜩螗沸羹也”[5]（《潜书格君》 ）。戴笠指出，明臣的亡国之责就在于“善因循而不善改辙，善大言虚气而不善小心实 事”。[6]（《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
    第二，贪污贿赂，玩忽职守。潘耒说：“明之末造，政以贿成，亲民之官，莫肯留心 抚守，但知剥下媚上以取升迁，民不胜诛求，则群起而为贼，贼日多而民日少，以有驱 之者也。”而由于大吏玩愒，人不知兵，以致面对农民起义，初而“蔑视为不足平” ，继而了无长策，“争言招抚”[7]（《遂初堂集》卷六《寇事编年序》）。所以他把“ 守令贪残”、“大吏玩愒”列为明亡的重要原因。
    第三，朋党相争，排斥异己。王世德指出，明季大臣“惟知营私相倾轧，致疆场日蹙 ，中原盗贼蜂起，环顾中外，一无足恃。……虽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门户牢不可破，如 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其才有可用，必多方陷之，置之死，而 安危所不恤”。[3]（《居业堂集》卷十八《先府君行实》）对于党争之害，遗民深恶痛 绝，所以不仅严厉谴责阉党，对东林党也痛加挞伐。有人称张岱《石匮书》“此书虽确 ，恨不拥戴东林”，张岱解释说：“夫东林自顾泾阳（宪成）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 家者八九十年，……朋党之祸与国家相始终。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 ，拥戴者皆为小人”[8]（《嫏嬛文集》卷三《与李砚翁》）故无拥 戴可言。
    上述分析抓住了当时腐败政治的主要问题，是切中肯系的。
    3、对于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
    明遗民对于明季君臣亡国之责的探讨，实际就是在探讨明亡的原因，但是仅仅将目光 集中在一位君主或者几位大臣身上还很难说是深刻的反思。事实上遗民的认识水平也不 止于此，他们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综合考察。如戴笠作《怀陵流寇始终录》，从建都 失策、朋党角立、科举失人、将不知兵、军饷扰民、大吏贪残、任将非人、君王敛财、 塞言者之口以及对农民军剿抚失策等多方面，展现了明季大厦之将倾、病入膏肓而无可 救药的一幅百弊丛生的景象。特别是书前《自序》以洋洋五千余言，分析明亡原因，举 凡崇祯帝的失德、内外大臣的庸奸、政策的失误等论列达四十八项，最后指出：“国之 致亡，祖宗功德、天时人事皆有之。”这样的分析，与那种恨“流寇”者即曰“流寇亡 国”，憎宦官者既称“阉竖亡国”的作法相比，要全面、客观得多。
    遗民对明亡原因的深层反思还表现在注意到制度方面的问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 》中，对明朝的官制、兵制、赋税制、科举制等认真剖析，指出其对明朝覆亡的影响。 如，《置相篇》认为，历朝“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贤，尚赖宰相传贤足 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而明朝“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不意 并传子之意而失者呼”？黄氏认为明代废除宰相制，失去了对君主的监督限制机制。他 还指出，取代宰相制的内阁办事制度，使大学士“事位即轻”，宦官乘机代行了许多原 属宰相的权力，指出“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宰 相之过也”。这揭示了明代宦官擅权的原因乃在皇权的强化。在《兵制篇》探讨了从卫 所制到招募制再到大将屯兵制的变化。指出卫所制度使“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 食于民”，百姓不堪其重负；招募制度则使士兵素质地低下，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得 兵十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大将屯兵又造成将帅拥兵自重。这些弊端使军队在面临外 侵内乱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黄氏说：“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呼？” 在《田制篇》指出明末赋税不断增加，特别是崇祯时期将新饷、练饷并入两税，农民不 堪重压以致铤而走险，黄氏强调“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这揭示了导致明末 农民起义乃至明王朝被推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取士篇》指出，明代取士只有科举一 途，其弊端在于“严于取，则豪杰之士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 也”，致使“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此论从用人制度 上说明了明季大臣为什么多庸劣之人。黄宗羲的这些分析都不仅指出现象，而且追根寻 源，深入探究产生弊端的原因和背景，确是一种深层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