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遗民对于清朝的官修明史，有一个从漠然视之到积极襄助的过程。
    清廷于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宣布撰修《明史》。中国素有为前朝修史的传 统，诏修前朝史，即意味着宣布前朝已运祚倾移，天命告终，同时也就体现了本朝大命 攸归的正统地位。清朝在资料和人员都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如此仓促兴事，无非也是出 于政治上的策略。而此时社会正处于动荡之中，多数士人对清朝尚无认同意识，他们对 光复故国尚抱着莫大的期望，有的人还在躬身戎武，从事反清斗争。因此，他们对于这 时的官修《明史》活动既存戒心又无兴趣。
    康熙十八年（1683）清廷大举诏征博学鸿儒，要求各地官员和朝中大臣荐举“学行兼优 ，文词卓绝之人”，对遗民极尽拉拢、利诱之能事。面临新的形势，遗民的思想和立场 也在发生着变化，遗民队伍渐行分化：一部分遗民应征博学鸿儒，出仕清廷，改变了自 己的身份。另一部分遗民则坚拒出仕，想尽各种办法，躲避征召。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 者，都与官修《明史》发生了联系，前者如潘耒、汪琬、朱彝尊等因应召入仕，清廷将 所征博学鸿儒悉数充明史馆，所以都成了《明史》撰修官；后者如黄宗羲、顾炎武、梅 文鼎、万斯同、刘献廷、王源等仍保持遗民身份的人则以不同的形式参与了《明史》撰 修。
    遗民对官修《明史》从漠然视之，到积极合作，是由他们既坚持民族思想，又承认清 为天下之主的既成事实，这一特殊的政治态度决定的。一方面，当时社会局势已基本稳 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残明势力的绝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已成客观现实， 作为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士人，在淑世济民的抱负和关心“天下生民之休戚”的责 任感驱使下，回到社会现实中来，回到政治舞台中来，已为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民族 思想仍在不同范围内以各种方式影响着士人，眷怀故国，高蹈不仕，被看作坚守民族气 节和忠义伦理的高尚行为。这两方面构成了遗民的特有心态：既不能远离社会现实，又 不能与清廷合作得太直接、太露骨。参修《明史》正符合这种心态，因为参修《明史》 虽然是一种与当局的合作，但它还有另一层意义，即为保存故国之史尽力。如不食清朝 俸禄的万斯同，在史馆总裁的官邸襄助《明史》撰修二十余年，自称就是要“以任故国 之史报故国”。他说：“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者，惟恐众人分割操裂，使一代治乱 贤奸之迹，暗寐而不明耳！”[9]（《潜研堂集》卷三十八《万斯同传》）出于同样心态， 黄宗羲虽拒绝清廷的征聘却积极为使馆提供史料和审定史稿；顾炎武向其外甥史馆总裁 徐元文提出修史的有关建议，却又表明“此虽万世公论，却是家庭私语”[1]（《亭林文 集》卷三《与公肃甥书》）。其实他们把成就故国之史的希望寄托于清朝，这已表明承 认了清朝的统治地位。当然，他们始终没有与清朝正面合作，也确实是保持了名节，是 当之无愧的遗民。
    遗民对清代官修《明史》的襄助，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受聘与修。最具代表性的是万斯同，他曾被征博学鸿儒，“力辞得免”[10]（《 鲒埼亭集外编》卷二十八《万贞文先生传》），后于康熙十八年底受聘于《明史》 总裁徐元文，“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11]（《清史列传》卷六十八《万斯 大》附万斯同传）；诸纂修官所交史稿，皆由其复审。徐元文罢职后，继任者张玉书、 陈廷敬、王鸿绪，皆礼聘其客居官邸，继续刊修史稿达二十余年，直至康熙四十一年死 于职中。因此，有人称其“隐然操总裁之柄”是明史的实际主编。清人杨椿曾说：“明 史成于国初遗老之手，而万季野功尤多”[12]（《古微堂外集》卷四《书明史稿一》）。 此外还有如刘献廷为万斯同所转引参史事，王源为徐元文延至其家修《明史兵志》等， 也是遗民直接参修《明史》的事例。
    其二，提供史料。史馆开局后，清廷立即采取措施广泛征集史料，各纂修官也积极向 民间搜集史料，毛奇龄曾向明史专家张岱征集藏书[8]（卷六后附《寄张岱乞藏史书》） ，叶方霭在聘请黄宗羲入馆修史被拒后，又请朝廷派人专程到黄家誊抄其所著明史著作 。遗民对史馆的工作也积极配合，万斯同赴史馆时，黄宗羲让他带去了其父黄尊素所著 《大事记》、《时略》和他自己写的《续时略》等。王世懋的《崇祯遗录》、黄虞卿的 《千顷堂书目》、费密的《荒书》等都是这时被征入史馆的遗民明史著作。这些史料在 《明史》修撰中起了很大作用，《明史》的一些篇章就是以它们为蓝本的，如《地理志 》多取材于黄宗羲的《今水经》，《食货志》滥觞于王原的《明食货志》，《艺文志》 则是对《千顷堂书目》的剪裁增删。
    其三，提出建议。史称：黄宗羲“虽不赴征书，而史局大案必咨于公”[13]（《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顾炎武也常被“史局咨之”[14]（《顾亭林先 生年谱》）。他们与史馆人员往复书札，讨论有关问题，提出建议和主张。如黄宗羲有 《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认为道学无以为名，《宋史》立道学传乃元儒之陋，《明 史》不宜立理学传。他的主张受到史馆的重视，当时，总裁徐元文倡立理学传，史官朱 彝尊等表示反对，汤斌出示了黄氏的信，史馆“遂去之”[13]（《鲒埼亭集》卷十 三《梨洲先生神道碑》）。此外，“本纪则削去诚意伯撤座之说，以太祖实奉韩氏者也 ”；“党祸则谓郑鄤杖母之非真，寇祸则谓洪承畴杀贼之多诞”等，史局皆依黄说[13 ]（《鲒埼亭集》卷十三《梨洲先生神道碑》）。顾炎武向徐元文建议：“此番纂述 ，止可以邸报为本，粗具草稿，以待后人，如刘昫之《旧唐书》可也。”[1]（《 亭林文集》卷三《与公肃生书》）在与史官潘耒的信中，顾炎武也重复了这个主张[1]（ 卷三《与次耕书》），他的建议也被史馆采纳了，据朱彝尊说，徐元文主持编《崇祯朝 长编》，即“止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日月”[15]（《曝书亭集》卷三十二《史馆上总裁 第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