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罗马帝国自海路向东方的探索，最初以印度为目标。它的出发点有两个：一是由红海出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然后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一是经两河流域入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然后入阿拉伯海和印度洋。
    红海和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通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证实，埃及通过红海与印度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波斯湾地区与印度的交往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多年以前。[1]（p23）公元前10世纪，埃及法老希兰（Hiram）派自己熟练的水手同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所罗门（约前960-前930）的水手前往印度，从那里带回金、银、珠宝、象牙、猿猴和孔雀等。[2]（p13）；[3]（p7-9）波斯阿赫明尼德帝国时期，大流士（前521-前485）于公元前509年派遣一支舰队从印度河口出发，绕过阿拉伯半岛到达埃及。公元前四世纪末，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虽主要途经亚洲大陆，但他建立的埃及亚历山大城及其对红海两岸的控制，为希腊人在红海的航行及其与印度的交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作为一代雄主的亚历山大，自印度西返时，为加强印度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海上联系，派部将尼亚库斯（Nearchus）考察了印度到波斯湾的海岸线，后来又雇佣腓尼基人在波斯湾进行航海活动，在岸边建立殖民地，以图向东发展，但亚历山大英年早逝，使他向东方航海探索的宏伟蓝图未能实现。亚历山大死后，占据地中海东岸和两河流域的塞琉古王朝和占据红海地区的托勒密王朝，在航海活动上虽然作为不大，但二者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前324-前187）保持使节往来。[4]（p23）这些交往是罗马帝国继承的重要的航海遗产，对它向东方的探索具有重大意义。
    公元前140-前130年前，波斯占领了两河流域的巴比伦（Babylonia）的塞琉西亚（Seleucia），希腊人已难以通过两河流域－波斯湾保持与印度的交往。此后，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与红海的交通，红海出曼德海峡、波斯湾出霍尔木兹海峡与印度的交往，多半控制在波斯和一些阿拉伯中间城市如纳巴提人（Nabateans）和希米亚提人（Himyarites）手中。罗马帝国兴起后，与波斯帝国的安息王朝竭力争夺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的控制权，其目的是为了打通与东方联系的海上通道，从而得到罗马帝国需求日益增长的东方奢侈品如丝绸、香料等，以避免因波斯垄断中部丝绸之路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由于波斯帝国的顽强抗击，罗马帝国对两河流域和波斯湾的控制只有在国力鼎盛时期才能实现。所以，罗马帝国由海路向东方的探索，在大多数情况是从红海地区展开。
    二
    公元前一世纪发生的两大重要历史事件大大推动了希腊-罗马世界与东方的交往：一是季风规律的正确利用（注：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希腊水手希帕罗斯在公元前一世纪中叶所发现的是正确利用季风从外海到达印度。参见：[3]（p25-27）；[4]（p44-47）。），二是罗马对地中海东部和埃及托勒密王朝（前323-前30）的征服。季风规律的发现和利用使罗马帝国向印度的探索摆脱了沿海近距离航行的束缚，发展成为出红海直达印度的外海航行，航行时间大为缩短。罗马帝国初期的繁荣为航行东方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罗马帝国各阶层、尤其是上层社会对东方奢侈品的追求，成为东方航行的巨大驱动力。因此，罗马帝国向印度的航行在公元初大规模展开。据斯特拉波（Strabo，公元前58-公元21）记载，在托勒密王朝末，“每年不到20艘船只敢于穿越阿拉伯海（红海）到（曼德）海峡以远海域”，但在奥古斯都（公元前31-公元14）建立起罗马世界的和平后，每年至少有120艘船从米乌斯·赫尔穆斯（Myus Hormus）出曼德海峡到达印度。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保护下的希腊船只可以在40天内从红海口岸径直穿越印度洋到达印度西海岸。公元一、二世纪的一部泰米尔作品写道：“雅瓦纳（Yavavas，印度人对希腊人的称呼--引者）的大船带着黄金而来，满载辣椒而去。”希腊船只大量集中在印度西部海岸、印度河的巴巴里贡（Barbaricon）、坎贝湾的婆卢羯车（Barygaza）和马拉巴海岸的穆泽里斯（Muziris）。[3]（p28-29）；[5]（p255-256）
    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有一部佚名作者的《厄里特里亚航海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罗马帝国与印度及其以远地区交往的重要资料。这位佚名作者是一位出生在埃及，周航过红海、波斯湾和印度洋的希腊人。他所提供的资料表明，罗马帝国的商人十分重视印度半岛东岸及其以远地区。他说：
    在那些利穆里（Limurice）或北方人登陆的当地市场和港口中，最重要的是吉蔑（Kamara）、波杜克（Podoulce）、索巴特马（Sopatma）等著名市场，这几个地方之为毗邻……那些驶往金洲（Chryse）或恒河河口的帆船，十分庞大，人称为“科兰迪亚”（Kolamdia）。
    又说：
    经过印度东海岸之后，如果直向东驶，那么右边就是大洋。若再沿着以下地区前进，并让这些地区始终在自己左方，那就可以到达恒河及位于其附近的一片地区--金洲，这是沿途所经各地中最东部的地方。恒河是印度所有江河中最大的一条，其潮汐涨落的情况与尼罗河相同。恒河之滨也有一个同样称为“恒伽”的市场。香叶、恒河甘松茅、固着丝以及号称为恒河麻布的优良麻织品等，都在那里转口。[2]（p17）
    利穆里位于印度西海岸，[6]（p103）吉蔑、波杜克、索巴特马等市场可能在东岸，与恒河口一起形成一条贸易线上的据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代中国人从日南、徐闻、合浦出发，绕过印支半岛，“齐黄金杂缯而往”黄支国，“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同书《平帝纪》又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黄支国献犀牛。”据考证，黄支国即印度东南岸的古城Kanchi，亦即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建志补罗（Kanchipura），今之康捷瓦拉姆（Conjevaram）。（注：有的学者虽对此有不同见解，但也把“黄支国”考定在印度东岸，如巴格赤认为指恒河口（[9]p772;[10]p268注15）。）；[7]（p83-117）；[8]（p11））“金洲”的确切位置虽难以判定，但在缅甸、马来半岛或印度尼西亚之内殆无疑问。（注：瓦明敦认为指马来半岛、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和缅甸。参见[4]（p258）。）；[2]（p17）；[10]（p33）；[11]（p183）；[12]（p10-11）可见，印度东岸的繁荣与印度的东方贸易包括与中国的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航海记》的资料表明，罗马商人确已注意到了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往来：
    在此国（金洲）的后面，大海延伸过去至秦（Thin）的某处而止，在秦国的内陆北部某处，有一称为秦奈的大城，生丝、生线和其他丝织品由彼处陆运，过巴克特里亚抵婆卢羯车，另一方面又从恒河水道运至利穆里。但去秦国是不容易的，从那里来的人也很少。
    秦国指中国，这个称号与印度对中国的称呼Cina、Cinastan是一致的，相当于中国西南部（云南）和缅甸北部的交接地区，[2]（p17-18）这是希腊罗马古代作家第一次从海上方向给予中国的称号。《航海记》作者所掌握的印度以远的资料得自印度的航海者，这一时期印度到爪哇和印度尼西亚的航海权由他们控制着。
    《航海记》的记载显示出中国与印度半岛的商贸从水陆两条道路上展开：
    陆路从汉代南路（塔里木盆地南缘）经喀什，过帕米尔高原，抵巴克特里亚后不再向西前进，而转经兴都库什山口，到达塔克西拉（Taxila），沿印度河到巴巴里贡或坎贝湾上的婆卢羯车。这条道路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贵霜帝国的兴起。贵霜帝国完成统一后领土逐渐扩大，形成掩有西北印度的广大版图。由于在商业上与安息争夺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贵霜与安息处于对立地位而与罗马帝国接近。罗马帝国为打破安息对丝绸贸易的垄断，通过海上与贵霜大力发展关系。在公元三世纪贵霜帝国衰落之前，这条道路上进行的包括丝绸在内的贸易是非常繁荣的。
    经恒河到利穆里的水路，前半程即中印交往的“缅甸路”。“缅甸路”包括两个主要分支：一是自四川经中国云南、阿萨姆地区，沿布拉马普特拉河（R.Brahmaptra）到达恒河和帕特纳（Patna）。这条交通路线起源于何时，不得而知，但必定很早。张骞在公元前128年出使西域在大夏见到中国四川地区的物产，即是沿这条交通线运往印度后转输大夏的。二是由云南沿伊洛瓦底江到达商埠塔科拉（在仰光附近）和萨尔温江口的毛淡棉，然后转运恒河口市场。公元69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部落内附，东汉政府设永昌郡，“缅甸路”更为畅通。公元84年柬埔寨向东汉政府献生犀。公元二世纪初，罗马人由海上进一步向东扩展，到达孟加拉湾东岸，由“缅甸路”进入中国境内。《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即缅甸）国王雍由调向汉庭遣使贡献掸国乐器和幻人。这些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汉庭由此知道“掸国西南通大秦”。大秦幻人与使者一起到达汉庭，说明罗马人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孟加拉湾东岸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