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公元二世纪前半叶，一位名叫亚历山大的罗马人，从孟加拉湾绕过马来半岛到达了一个叫卡蒂加拉（Kattigara）的地方。他将旅行经历写成报告带回罗马帝国。像亚历山大这样东游的罗马人在当时可能为数不少。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地理学家马林努斯根据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旅行商人和航海家的报告，记载了印度、金洲和卡蒂加拉的情况。但马林努斯的著作未能保存下来，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研究马林努斯的著作时，保存了其中一些片段：
    马林努斯没有报道过从金洲到卡蒂加拉之间的节数，但他说亚历山大曾经记载，从金洲国开始，整个陆地都面向南方；沿着此地航行，在20天内即到达扎拜城（Zabai）；然后再从扎拜城向南稍偏左航行“若干天”，即可到达卡蒂加拉。
    又说：
    我们从航海家们那里也搜集到了关于印度及其所属各省以及该地内部直至金洲，再由金洲直至卡蒂加拉的其他详细情况。据他们介绍说，为了前往该处，必须向东航行；从该处返航，须向西驶。另外，人们还认识到全航程的时间是经常变化的，无规律的。
    据现代学者考证，托勒密记述中的卡蒂加拉即汉文史料中的交趾，位于红河入海口处附近，今河内城郊。[2]（p23）；[11]（p193）扎拜则为占婆（Champa）之音转，位于柬埔寨西岸的贡布（Kampot）附近。[11]（p193）至此，印支半岛已全部处于罗马人活动范围之内。
    由于这一时期还有马其顿大商人梅斯（Maès）的代理人沿中部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境内，[13]（p71-84）希腊罗马地理学家同时得到了来自两个方向上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是，他们并未领会到两个方向上的消息均指向同一个民族，所以，以“秦奈”（Thinae，与《航海记》中的Thin同--笔者）指称中国南部，“赛里斯”（Seres）指称中国北方：
    他们（航海家们）声称赛里斯国及其首都位于秦奈以北，其东方是一片未知之地……他们还说，不只有一条路从那里途经石塔前往大夏，而且还有一条从该地取道华市城而通往印度的路。这些人进一步补充说，从秦奈首都到卡蒂加拉港口的路是向西南方向的。
    亚历山大所作的航海旅行以卡蒂加拉为终点，并未深入中国沿海或内地。
    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即使在最为强盛的公元初三个世纪里，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控制在波斯和中间城市手中。波斯湾诸港口如哈拉克斯（Charax）和阿坡洛古斯（Apologus）都与印度保持着固定联系，这里的产品一方面向也门输出，另一方面也向印度的婆卢羯车港输出，同时从印度带回铜、黑檀木和造船用的木材。罗马帝国多次谋求以武力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以便开通前往东方的较近捷的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均告失败。所以，罗马帝国不得不在波斯湾地区从波斯人和印度人手中间接购得东方包括中国丝绸在内的物产。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载：“（大秦）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而中天竺国“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并将其中一些物产转销中国。[14]（p1961）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地中海东岸商人从波斯湾地区的安息、天竺商人手中购得中国丝后，运到地中海东岸的纺织中心如提尔（Tyre）、西顿（Sidon）、贝鲁特（Birut）等地进行重织和染色，然后运往罗马帝国其他地区销售，获得丰厚的利润。
    公元162-168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略·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161-180）发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攻占泰西丰（Ktesiphon）和塞琉西亚，占领两河流域和波斯湾头，打通了海上通往东方的道路；另一方面，对波斯的战争也断绝了罗马帝国来自丝绸之路上的大宗丝物，地中海东岸的商人为此蒙受商业上的巨大损失。为了挽回损失，他们从海上取道安南到达中国。《后汉书·西域传》对此有简短的记载：“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不过，被中国史书认为大秦与中国直接交通关系之始的这次所谓遣使，其实并非罗马皇帝的使节，而是地中海东岸的商人。他们在安南卖掉带来的罗马物产，然后在当地购买一些特产，作为觐见中国皇帝的贡品。由于这些特产已为中国朝廷熟悉，以致这些所谓“使者”的身份引起中国朝廷官员的怀疑。[15]（p73-78）《后汉书》作者写道：“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不管如何，罗马人从海陆两道到达中国，对于罗马帝国和中国之间的相互了解是大有助益的。《魏略·西戎传》的作者由此知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西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