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与罗马皇帝安敦（即安东尼）同时的希腊作家包撒尼亚斯（Pausanias），虽然对中国的地理完全不清楚，但对中国丝蚕的知识却大大超越了前代，六世纪中叶东罗马（拜占庭）帝国获得育蚕技术前亦无出其右者。他已知道中国人用以制造衣服的丝线，并非取自树皮或毛绒，而是来自一种被希腊人称为“赛儿”（ser）的小动物。他对这种小动物的大小形状和饲养方法都有逼真而接近真实的描述：
    这种微小的动物比最大的金甲虫还要大两倍。在其它特点方面，则与树上织网的蜘蛛相似，完全如同蜘蛛一样也有八只足。赛里斯人制造了于冬夏咸宜的小笼来饲养这些动物。这些动物作出一种缠绕在它们的足上的细丝……[2]（p54）；[11]（p202）
    罗马世界自公元前后即有蚕丝为采自树上的羊毛的说法，如维吉尔（公元前70-公元19）、斯特拉波（公元前58-公元21）、普林尼（公元23-79）均持同一信念，而公元四世纪安米阿努斯·马赛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仍然坚持这种说法。[2]（p72）如果将包撒尼亚斯与他们相比较，那么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希腊-罗马世界对包括丝绸在内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已有巨大的发展。包撒尼亚斯可能与安敦波斯战争时访问过中国的罗马商人有过实际接触。[11]（p21）
    《梁书·诸夷传》总结罗马帝国与印支半岛商业交流的情况：“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诸国人，少有到大秦者。”同时又记载罗马帝国商人与东吴的一次交往：“孙权黄武五年（226），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论乃经还本国也。”三国时期吴国占有向海外扩展的天时地利，同时又因陆路上与西域的交通被魏国阻断，无法取得外国的特产，故于发展海外交通最为积极，成就也最大。孙权如此重视大秦贾人的到来，亲问其国风土人情，并委派官员相送，显示出对大秦国的浓厚兴趣。秦论来时途经交趾，说明他经绕印支半岛而来；而他归途“径还本国”，似乎意味着由交广陆路经“缅甸路”返回罗马帝国。[6]（p110）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希腊罗马作家对中国的知识已深入到社会风俗礼仪。生活在叙利亚一带的巴德萨纳（Bardesane，公元二世纪末至三世纪初）记载：
    在赛里斯人中，法律严禁杀生、卖淫、盗窃和崇拜偶像。在这幅员辽阔的国度内，人们既看不到寺庙，也看不到妓女和通奸的妇女，看不到逍遥法外的盗贼，更看不到杀人犯和凶杀受害者……赛里斯人每天、甚至每时每刻都在生育。[2]（p57）；[16]（p158）
    这里有三个方面基本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第一，从疆域领土上，中国自秦、汉在西、南两个方向拓展疆域，其规模是空前的，“幅员辽阔”是最基本的事实。第二，汉代以后，废除秦代苛法峻刑，禁止随便杀人，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孔子学说的正统地位，废除了其他偶像崇拜。这一时期，发源印度的佛教尚未渗入中国盛行开来，寺院尚不存在。同时儒家思想对卖淫和通奸行为持强烈的蔑视和谴责态度。第三，中国人口众多，重家族繁衍。两汉时期政府迫于战争造成的人口减少，对人口增殖采取鼓励政策。人口的迅速增长必定给外国来访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公元三世纪四五十年代吴国人康泰出使扶南（柬埔寨），在扶南听到当地人有如下说法：“外国人称天下为三众：中国为人众，大秦为宝众，月氏为马众也”。康泰所说的“外国”主要是指印支半岛及印度。罗马帝国既与印度、印支半岛乃至更远的中国南部保持商业往来，而且巴德萨纳与经过波斯湾和爱德萨（Edessa）去罗马的印度使节有过交往，那么，获得有关中国的知识，自是不难的事情。[17]（p102-104）；[18]（p349-350）
    罗马人向东方的探索留下许多遗迹，成为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重要目标。1944年法国学者路易斯·马勒莱（Louis Malleret）在越南南部金瓯角的古海港奥克·艾奥（Oc-èo）遗址进行的发掘，证明此地为东西海上交通的中继站。在这个海港遗址发掘出的物件中，有许多印度和中国的产品，中国物产包括西汉的规矩镜、东汉三国时期的八凤镜等。罗马特产包括152年和161-180年发行的罗马金币，这些金币以及罗马或仿罗马式金银装饰品、雕像中安敦时代的风格，表明二世纪中后期是罗马帝国与东方交往的高潮时期。研究者认为：“公元初的二、三世纪中奥克·艾奥地区的工匠按纯罗马风格制造凹型雕刻，并能够重现先进的罗马工艺。”[17]（p71）另外，遗址中还出土了罗马玻璃器残片，类似的玻璃器皿在汉晋中国境内均有发现。[19]（p210）考古学上这些发现证实了文献记载中关于罗马与东方密切联系的可靠性和真实性。